寻找全球化的新动力和新结构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关键时期，G20和整个世界都对在中国杭州举办的峰会寄予厚望和期待，希望作为主席国的中国能像应对金融危机之初，凝聚G20所有成员的共识，并提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方案。

　　■中国为峰会设定的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创新和活力”——解决的是世界经济的赋能问题。“联动”——解决的是世界经济的互动问题，需要号召各经济体进一步树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更好的宏观政策协同，推动各国经济实现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和良性、密切互动。“包容”——解决的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平等问题。这就需要全面推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新治理模式，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整体话语权。

　　G20峰会于9月4日至5日在杭州举行。这将是全球化4.0时代的重要开端。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尽管世界经济逐渐复苏，但发展前景依然不容乐观。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眼下全球化体系正处于裂变的关键期。英国脱欧事件的冲击充分预示了全球化3.0进程停滞，地缘风险有所集聚，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甚至反全球化情绪正在蔓延，技能创新与资本的不平等分布，以及民粹和民族主义力量的上升，都会给世界经济增长复苏之路带来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杭州举办的这次G20峰会提出了“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主题，也是历次峰会中首次聚焦全球增长中长期动力。而“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等重点议题，正是向世界展示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中国方案”的重要机遇。

　　全球化3.0的终结

　　以8年前的2008美国次债危机为起点，我们可能已经彻底送别了那个超凡增长的黄金时代。从金融危机发生到现在，伤口是不是慢慢在愈合，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经济是不是已经从危机中慢慢缓过来，现在看来，这样的判断可能过于乐观。如果期望因为一些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似乎又能回到原来的增长路径或者全球化的高潮阶段，那么这种期望可能已经破灭了。我们的观点是，全球化已经结束，或者确切说，全球化3.0已经结束了。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经济进入了失去贵金属约束的美元本位时代。信用货币体系下，美国成了全球货币政策的实际制定者。货币不再中性，美国不再收缩，美元霸权的全新模式开始驱动全球经济，整个世界都开始为绿纸片疯狂。美国的货币，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日本和西欧的技术，中东和俄罗斯的石油，全球的市场；各主体入局的时间虽然各不相同，但美国在这套模式中通过铸币权和技术开放的优势，始终居于食物链的顶端，并引领了“盎格鲁—萨克逊”经济体系的狂欢。这个所谓的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国际货币安排，而是一个动态的体系。以美元为首的国际货币从实体和金融两个维度加速了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各主体要么作为生产者（日本德国、然后是东南亚、中国和印度），要么作为消费者（美国、南欧、西欧），要么作为资源提供者（石油国、俄罗斯、巴西），都在这个体系构筑的食物链中生存，这就形成了三个世界的新全球产业格局。

　　现在看来，金融危机犹如连锁店，美国的危机源于过高的居民部门的杠杆和债务，欧债危机则源于过高的政府部门杠杆以及债务，新兴市场危机则源于过高的对外部门的杠杆和债务，最终的货币体系危机则源于杠杆可以无限高的货币部门即信用货币体系下的中央银行，货币体系危机意味着汇率的巨幅震荡、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和恶性通货膨胀。但为什么我们既看不到通货膨胀，还居然有了名义负利率，这是因为核心通胀被当下全球制造业的产能过剩所压制。所以，其实全球化3.0的繁荣就是发达经济体居民和政府加杠杆和扩张需求的过程，也是新兴市场获得外来资本增加产能，来完成原始积累和经济追赶的过程，这伴随着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部门的流动性的洪水泛滥。这个过程一度十分甜蜜，现在一旦进行再平衡和结构调整，就会不断体现在全球化倒退、去杠杆过程的连锁金融危机以及以邻为壑的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崛起上。

　　例如在经济方面，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与能源独立使得其需求逐渐“内卷化”；全球贸易失衡虽有缓解但增长长期萎靡，贸易增长从一度高达8%的水平跌落到1.5%附近，进入所谓“新平庸”状态；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事实上已经死亡，但形形色色的区域合作（TT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却在分割式地蓬勃发展。在金融方面，美日欧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量化宽松，但在2016-2017年可能会分化严重，美联储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持续加息，并且收缩资产负债表；而中国在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更多话语权的同时，也开始打造平行的小“三驾马车”（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在地缘政治方面，中东局势越发混乱；而中国开始积极推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并渐次进入地缘热点区域。总体而言，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政治和地缘方面，黑天鹅和蝴蝶效应此起彼伏。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再度分化，并且在部分脱钩，特别是美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协调全球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改革现有世界经济金融体制的意愿在下降；另一方面，最核心的原因还是传统全球化3.0模式的断裂，准确地说，是来自美式全球化和美元全球化进程的停滞甚至逆转。美国和美元主导的全球化3.0模式具有内在缺陷，单极货币和需求驱动容易诱发全球贸易和投资不平衡，具有先天的危机基因。

　　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则成为全球化逆转的重要标志之一。1995年愿意加入欧盟的英国人比例是67％，而到了2016年愿意留着欧盟的英国人的比例是48％，20年时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20％的人立场变化了，他们是谁？统计结果显示，50岁以上的英国人大多选择离开欧盟，而20年前，他们是20-30岁左右，年轻的他们无惧竞争而更看好欧洲一体化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市场。公投脱欧的结果表明，全球化正在日益变为一种零和博弈，全球化的收益在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内部的分配不是均匀的，有人得益有人受损。得益的是大资本、科技新贵和一部分后发的积极参与全球化过程的资源型和制造型经济体，受损的则是发达经济体中一部分缺乏技能和资本的传统劳工阶层。尽管科技和资本没有脚，但它们可以瞬间移动以规避税收或者施展监管套利，但既有劳动力则不容易迁移，还可能被性价比更高的新移民和产业外包所替代。这也是上一轮全球化的非均衡特质及其阴暗面的体现，也是研究全球化的最佳样本。

　　一度高歌猛进的全球化亦积累了不少负能量。一方面是贫富分化加剧，财富鸿沟日益扩大，导致需求不足和大规模产能过剩，进而民粹主义力量复苏，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抬头；另一方面则是流动性空前堆积导致资本过剩，全球1/4的经济体进入某种形式的负利率和普遍的所谓资产荒。这就是金融的洪荒之力，一方面是流动性的洪水，一方面是资产荒，这种力量驱赶天文量级的热钱跨境跨市场套利和投机如地火奔涌，从螺纹钢到房地产，从中心到外围，金融经济危机连绵不断；再加上无处不在的数字化技术和以社交媒体为特征的高度实时的信息共享传播，更如火上浇油般地点燃并成倍放大了普罗民众的负面情绪，加剧了社会关系的紧张甚至对峙。因此在一部分国家，民主衰弱虚化，不论是理性中产还是精英治理都在呈现出某种式微之态。他们既感召不了民众，也驯服不了资本，更调和不了全球化带来的所谓文明的冲突（难民和移民问题）。

　　英国脱欧可能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例如苏格兰、北爱尔兰的分离倾向。而欧洲其他国家的众多右翼政党正在摩拳擦掌争相效仿。在欧盟内部退欧风潮暗流涌动的背后，是“疑欧”主义在欧洲大陆的产生和盛行。在2012-2016年间，大部分欧盟国家对欧盟的支持率都出现大幅下降。对欧盟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欧盟强行摊派的难民政策和失效的经济政策。欧盟的未来难言乐观，在西班牙、德国、匈牙利、波兰、比利时、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内均有超过40%的民众认为欧盟在未来将变差。其实声势浩大的英国脱欧公投远远不是欧盟的核心问题，德国才是最有理由脱离欧盟的，如果这种情绪蔓延开来，会使得欧洲大陆重新回到一战前或者二战前的幽暗时光，大国独自为政又相互激烈竞争的分裂状态，而这意味着人类最为前瞻的、超越民族国家狭隘视野的首次尝试的失败，这是远比通缩引起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更加危险的全球化的衰退。

　　英国脱欧敲响了区域一体化的警钟，使得欧洲地缘政治更加复杂，甚至可以被视作恐怖主义在欧洲的胜利，使得全球恐怖主义更为嚣张。难民危机极有可能走出欧洲，成为全球问题。以后的欧盟只有两种选择：核心国家的更为全方位的一体化或者彻底的分崩离析，所以欧盟对英国采取了毫无挽留的决绝姿态——要走赶紧，敦促其迅速进入操作程序，预期谈判过程会为英国设置不少成本以儆效尤，警惕连锁反应并把可能的连锁反应遏制在摇篮中。从经济角度来看，英镑和欧元的可能进一步贬值，也可能会引发全球汇率新一轮贬值浪潮，而欧洲央行在政策上已经没有太多空间来应对可能的风险。在明年的某个时刻，荷兰、德国和法国的选举可能成为欧盟和欧元所不能承受的最终黑天鹅时刻。英国脱欧意味着外围环境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风险厌恶会明显上升，全球资本会寻找避风港，新兴市场则将受到新一轮资本外流压力。

　　而今年更大的风险事件仍然在后面，那就是11月美国大选的最终结果的揭示。无论是主张强力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希拉里，还是可能会重启各种高壁垒贸易谈判的特朗普，不管谁当选都可能将全球化3.0进程进一步推向无可挽回的终结。

　　全球化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

　　从全球化大航海1.0时代，中国王师舰队的黯然退场和闭关锁国，到英国主导的全球化2.0时代，“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大分流和被边缘化，再到美国主导的全球化3.0时代，中国全力加入世界工厂，以极大的投入和代价进行和平的原始积累。中国于1978年通过改革开放开始了重归世界之旅，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很多人归功于改革，其实笔者倒是觉得开放可能更加重要一些。当然，两者在精神上是共通的，改革是市场化导向，而开放则是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市场化，那就是全球化，最高层次的市场化。某种意义上，改革就是对外开放、对内放开，而这无疑是中国获取成功的必要条件。当下中国是如此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特色大国外交密集深入，对外关系构建纵横捭阖，全球战略思想正在推陈出新。通过进军新全球化4.0阶段，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回到世界之巅。

　　2015年3月，中国正式推出“一带一路”规划，一方面这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基本态度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积极转变；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力图引领区域治理的重要尝试。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反复强调的是“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正是在吸取旧秩序的经验和教训——全球化4.0不是要塑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正好相反，它只是想改进全球化3.0中因为个别国家一国独大，“有钱任性，有权任性”导致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进化的缺陷。这也是“先边缘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国自身改革经验的发挥和灵感的闪现。中国需要在全球化4.0时代再次校正国家战略，重新定义其对外利益交换的格局、可行的策略、适当的贡献和提供具有感召力的理念。

　　在升级了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国必然会有全新的对外利益交换格局和攻略——以贸易加深跨国经济联系，以投资输出产能和资本，并在这两个过程嫁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中国经济的影响力会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而提升。中国可以在维持原来的大循环，即传统的三个世界资源国、消费国、生产国的格局一段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全力布局小循环：即以中国为核心-周边国-资源国-外包国-科技国（美国）-品牌国（欧洲）的新价值链和新动力格局，进而突破原来的三个世界和G2的僵化格局，打破以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为主的循环圈，从输出廉价的中国制造，升级到输出工程、服务、产能、投资和资本，以至最终的货币——即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货币竞争。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如何与守成大国博弈，无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研究挑战。当下的世界仍然局限在多元文化冲突的权利角逐和对各种异质文明差异性和优劣争辩之中，我们的研究致力于一个更为整体的世界观和历史进化论，尽管只存在一个统一的框架或者思路会显得浅薄并情绪化，但这会让群情激奋而又支离破碎的世界产生新的希望。偶然中存在必然，混沌中变得清晰，全球化的高潮和低谷也是人类文明的起起落落。而原教旨市场主义者能够提供的坐标系，基本上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就结束了，如果直接拿来，搞不好会陷入“欲练神功，必先自宫，即便自宫，未必成功”的尴尬境地。其实他们习惯的美元或者说美国次序感，是最近历史过程中从金本位破产以来，最具生产率也是最具迷惑性的一种世界经济次序安排，它恐怕不是那么全部适合一个大型的、竞争性的、转型的、最古老的经济体。

　　更有趣的可能是中国应当如何与世界沟通，例如面对中国缺席TPP，国内不少人表达了从失落到愤懑的各种负面情绪和解读，而此前美国朝野关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猜忌又何尝不折射出美国的焦虑呢？基辛格有一个颇为有趣的观点是——东方主阴习惯长远谋划，西方主阳则常常直来直去，所以东方把西方的阳当作阴即某种形式的阴谋论。真是如此脸谱化吗？韬光养晦并非光荣孤立而是全球化3.0下闷声发大财原始积累，“一带一路”也不是门罗主义而是全球化4.0下面的包容性一体化互联互通，最终世界秩序始终是新一代全球化的理念和感召力的大比拼。东西方是否可以找到合适的理解和分析框架，以免阻碍沟通形成战略误判，最终导致全球化停滞甚至反转呢？

　　开启全球化4.0新动力

　　当下全球治理的核心还是在经济金融方面，国际经济秩序在“二战”后有过两次大的变化。一次发生在西方内部，上世纪70年代初，第一代生产国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美国经济优势削弱，形成世界经济美欧日三足鼎立的格局。美国凭借霸权强势和美元体系化解困境，继续领导G7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另一次则发生在新世纪初期，以第三代生产国中国为领头雁的新兴经济体集体崛起、发展速度前所未有。虽然欧美日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IMF的数据显示，新兴市场的GDP占到全球的50%，社会财富占70%，贸易量占50%，投资占65%，近5年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50%，非洲大陆近10年经济增长率年均超过5%，而G7的GDP总和则跌至全球总量的30%。

　　为了反映这一趋势力量的变化，相应在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层面，2008年开始的G20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讨论世界经济和金融问题的主要平台。20国集团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该集团的GDP占全球经济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关键时期，G20和整个世界都对在中国杭州举办的峰会寄予厚望和期待，希望作为主席国的中国能像应对金融危机之初，凝聚G20所有成员的共识，并提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方案，协调和引领G20成员从根本上重振世界经济，大力推动结构化改革，解决困扰各国和地区的深层次矛盾，实现G20作为全球经济首要的治理协调平台的再次成功转型。

　　中国思想、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令世人瞩目。中国为峰会设定的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把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作为四个重点领域着手峰会筹备工作。

　　“创新和活力”——解决的是世界经济的赋能问题。创新发展才是经济持续增长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新增长动力必须而且只能从创新中去寻找、去发现。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传统产能严重过剩，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因此，只有通过创新驱动，在体制、机制、业态、科技、文化多方面改革和创新增长方式，来重新创造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才能提升世界经济增长潜力，推动创新驱动、打造新增长源、尽快实现新旧增长动力转换。

　　结构化改革是活力的重要源泉。通过各国内部加快经济改革和转型发展，激发各自的经济活力。改革不适合创新发展的经济体制机制，已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必然途径，也应该是其他国家特别是G20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联动”——解决的是世界经济的互动问题。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经济问题日益复杂化、各国经济政策日益分化和碎片化、各种保护主义日益泛化的背景下，需要号召各经济体进一步树立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更好的宏观政策协同，来共同应对短期的金融风险和中长期的经济增长失速的风险，以推动各国经济实现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和良性、密切互动。

　　这就需要G20发挥引领作用，建立名副其实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联动机制，特别是金融、财政、货币和贸易政策的沟通与协调；赋予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机制实实在在的协调功能，以具体协调G20经济体的经济和金融政策；主要经济体要有全局观，其经济和金融政策需要增强透明度，多考虑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避免负面溢出效应。例如美联储的加息政策和中国汇率调整，可以通过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机制与G20成员做充分沟通。

　　此外，联动还包括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通过更加强有力的全球互联互通的建设，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增长潜能，提高其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地位，增加世界经济的增长活力。例如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为全球平衡发展提供思路与动力。两个实质性创举是：一是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希望通过自身发展经验、技术与资金的积累，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作贡献，带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经济增长；二是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或双边合作新模式，如以丝路基金为基础，带动国家和民营资本与沿线国家合作搞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建设，进行国际产能合作。这都说明中国愿意承担经济和政治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

　　“包容”——解决的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平等问题。世界经济之所以发展不平衡，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错，更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经济体制机制原本设计是有缺陷的，现在全球化3.0的问题暴露出来了，原有发展模式潜力业已消退。这就要全面推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新治理模式，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整体话语权。此举不仅将使各经济体共同参与世界经济治理、共同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还将使世界经济增长红利更好地为各国人民共享。

　　必须考虑全球治理体制机制的系统性改革。特别是改革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主的原有全球治理框架，使其更加公正、公平、合理，以发挥真正的监督和协调作用，作为支持G20的辅助机构，能够做到G20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得以有效执行、令行禁止。

　　同时考虑更为有代表性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升级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容纳人民币成为储备资产的补充，以弥补未来全球无风险资产的缺口，大力推动SDR应用范围（有趣的对照是1944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bancor的失败），构建中美/中欧/中日/中英等主干型货币互换网络，以便为全球提供充足的安全资产池，以维护全球经济的流动性支持和保持汇率体系的相对稳定，尝试构建更为包容、均衡、前瞻和可持续的全球货币“西湖体系”，或者至少播下适宜早期收获的种子，期待它有朝一日长成参天大树和世界支柱。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更多观点请参阅作者近期出版的新书《全球化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