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策 | 做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大文章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曹德旺，今年踏进会场时受到了不同于往年的关注。

　　“我很感谢政府高度重视税负这件事情。”在全国政协会议驻地，被媒体包围的曹德旺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曹德旺此前所谈的企业感受税负“过重”问题，已在企业界代表委员中引起了热议。

　　截至昨日，上证报两会报道组记者采访了十余名企业界代表委员，大多表达了对“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的担忧。“现在实体经济难，导致企业几乎没有不做金融的，上市公司里一大半的利润不是来自于主业。”全国政协委员、原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说道。而在全国人大代表、回天新材董事长章锋看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应该成为振兴实体经济的起点。

　　下有呼，上有应。上证报记者独家获悉，国务院相关部门正在制定关于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方案，目前进展顺利，预计不久就能成文。而在专家看来，更有难度、更需减降的是税外各种不合理的负担，这并非降税减费概念所能覆盖的，需要更多的配套改革。

　　企业的痛感在哪里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王国庆指出，由于中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所以企业对税费的痛感特别敏锐，稍微有一点就感觉到了。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除了税以外还有费，各种不合理收费转嫁到企业身上，企业感到的实际负担就重了。”

　　以制造业为例，我国企业在除缴纳各种税之外，还要承担各类附加税和税外费，比如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河道管理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污水处理费、白蚁防治费、重大工程建设基金等。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盈利能力变弱时，制造性企业对税费负担更为敏感。

　　“各类税外费总共约占公司营业收入的5%，占净利润的比重则更大。”回天新材董事长章锋3日告诉记者：“除了税费，让企业觉得负担较重的是‘五险一金’。我国是经济转型中国家，可社保缴费率却在全球排名较高。‘五险一金’费率长期居高不下，是企业用工成本持续上涨的重要因素，增加了企业经营困难。”

　　此外，对于拥有较多发明专利的企业而言，发明专利的维持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依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于专利费的规定，第1年至20年的年费从900元到8000元呈阶梯上浮，专利权人维持一项发明专利的总年费为82300元。一旦不交年费，专利就会失效。

　　对于上述情况，章锋建议：其一，应对制造业实施结构性减税，包括降低增值税税率，取消对同一税源的重复征税。比如，对制造性企业的土地就存在重复征税，既收土地使用税，又将土地原值计入房产价值征收房产税；其二，建议社保缴费率降低3%-4%，中央和地方财政应适当安排资金，增加社保支出，并积极拓展包括国有资产经营收益转拨、社保基金投资收益在内的社保基金其他收入来源；其三，政府部门降低知识产权的维持费用，这样既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成本，又活跃了国家的创新氛围。

　　令章锋欣喜的是，昨天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把“继续适当降低‘五险一金’有关缴费比例”作为今年大幅降低非税负担的重要举措。

　　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用能成本也存在压缩空间。在全国政协委员、中电投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陆启洲看来，虽然电价降了，但电价成本构成中的费的部分还在，“因此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仍有空间，其中减免费的空间更大。”

　　除了资金之外，时间也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中的重要一项。全国政协委员、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呼吁，应加强关于项目投资审批制度的改革，一方面，要减少审批的时间成本。国家一直在推进放权松绑，浙江省近期推出了“最多跑一次”的项目清单，可资借鉴；另一方面，现在围绕项目审批的费用很多，建议将费改成税，减少对成本的影响。

　　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方案正在制定

　　尽管目前企业的减负获得感还不是很强，但减税降费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今年的方案也已经在路上。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原主任徐绍史向上证报记者独家透露，今年国务院将继续做好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工作，正在做方案，目前进展顺利，预计不久就能成文。其中，财政部和发改委主要在考虑如何降低收费问题。今年降低企业税费还有一定空间，主要还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各种各样的收费。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7年要再减少企业税负3500亿元左右、涉企收费约2000亿元。

　　数据显示，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其实已初见成效。徐绍史给记者计算了一下去年的成绩单：“去年营改增试点全面推行，全年减税额超过5000亿元。加之去年减免行政性收费和企业经营服务收费，以及降低电价和天然气价格，大概也有5000亿，所以去年降低企业税费大概是1万亿。”

　　当然，营改增减税的阳光并非均等地普照在每个企业身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完善“营改增”后服务业配套细则的提案》中就写道，“营改增”后，部分企业在实际经营中遇到利息支出、人工支出等大量无法抵扣的成本，在增值税税率普遍高于营业税税率的情况下，少数企业的实际税负加重了。

　　对此，有专家称，营改增与直接减税、免税不是一回事，需要纳税人根据制度的变化相应改进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好地去享受政策红利。

　　寄望未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有哪些空间？代表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认为，企业减税降负更需要全景图，不能简单照搬国际经验，一定要结合中国国情，尤其是要减轻那些让企业有苦说不出的隐形负担。“凡是跟公共权力运用有关的制度性成本，绝对不是减税降负一个概念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一定要采取配套改革才能解决。”贾康对上证报记者如是说。

　　以代表委员们多次提及的行政审批事项为例，全国政协委员、合众人寿董事长戴皓在提案中建议，在全面评估目前行政审批事项基础上，彻底取消非行政许可的政府审批事项，尽可能少保留必要的审批事项，并将有关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以及审批事项的要求、工作流程对外公布。对同一事项的审批，各不同环节审批主管部门应加强沟通，确保做到审批要求一致，避免出现相互扯皮、相互不认可的现象。

　　“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当务之急是把实体经济的成本降下来、税费降下来，不求一两年内能解决，起码5年后应该有大变化。”这是傅成玉的寄语，说出了实体企业的集体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