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视当今世界，我们固然应密切关注美国科技创新的进展，不过，以当下的实情，似更应关注瑞士。我国要从制造业与贸易大国升格为产业与资本强国，进而以高效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及持续创新力迈向一流经济强国，亟须借鉴瑞士的经验，致力于培育透明高效的制度、运转良好的市场及强大的创新力，以及一流的教育水平和科研机构，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行为边界，确保市场和企业免遭政府的不当干预，激活各层次市场主体的营商与创新禀赋。
在周二的本年度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的致辞激情洋溢，提出要在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上引领一个年产出高达9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清淤纳新，放开激活，甚至希望全国能有8、9亿人去创业，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进而将经济增长轨道切换到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内生变量的推动。这无疑是高难度命题，既凸显了今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复杂约束条件，亦在战略层面上确立了锻造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路径。不过，这又是没有自我打折的艰巨任务与历史使命，若再拖延又势必增加新的转型与发展成本。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以及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经济持续10年 高增长已属不易，何况上述三种红利中有的已经延续了20年乃至更长时间，“功成身退”再自然不过了。应当说，在3年前的2010年，中国经济就须切换到新的增长逻辑，然而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如何“保增长”成了政府执政的第一要务。而一揽子刺激方案的出台，尽管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衰退泥淖中率先上岸，但由此带来的副作用一直影响到今天，足见保持理性经济决策是多么的重要。可以说，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例如地方债、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乃至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既是过往经济发展沉疴的逐年累积所致，亦是近年来经济未能及时转型且在旧常态中徘徊的必然结果。
笔者估计，对决策层而言，最为担心的局面是：如果经济生态系统未能及时改善，系统性经济风险不断累积，而支撑经济转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完善又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一旦某个重大经济事件触发上述风险，届时中国经济颓势不仅无法通过热启动来提振，更由于系统性风险的爆发而面临断崖式衰退。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目前的新常态离有效经济增长状态还有不小的距离。换句话说，中国经济运行指标远没有达到市场预期的常态化指标。正如世界经济论坛日前发布的《2014-201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所指出的，尽管排名第28位的中国在金砖国家中遥遥领先，整体表现稳定积极，尤其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制度等方面的竞争力较强。但中国在银行体系、市场准入与市场效率尤其是科技创新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今的中国不再是一个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地了，而是要创造高价值就业机会的超级经济体，这就要求在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方面扎实努力。
世界经济论坛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梳理与评论还算比较中肯。今年4月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将40个国家按照排名顺序每10个一组分成4个梯队，我国处于竞争最为激烈的第二梯队，与前一位的比利时相差3分，与紧随其后的加拿大、卢森堡、新西兰分别相差0.6分、0.9分和1.3分。同时，中国创新基础仍比较薄弱，最近20年的R&D经费累计投入量，不及美国最近2年的累计量，也少于日本最近4年的总投入。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量只有42人年，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水平（100人年以上）。
日益严重的内外经济失衡让我国面对着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假如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最终破灭，且主要发达国家又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方面频频对中国发难，则中国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情况下，在经济遭受重创之后错过重振的时间窗口；而基于收入差距扩大而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又会进一步加大政府的管理成本。换句话说，中国必须格外小心资产泡沫膨胀之后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如若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将有可能演变成系统的经济与金融风险，而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
另一方面，在全球资源日渐稀缺且主要能源矿产地带基本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控制的约束条件下，中国如何确保经济发展所需的巨量资源供给尤其是能源安全？假如我们不能克服资源供应瓶颈，迟迟难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致无法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则一旦在资源获取方面遇到难以克服的国际阻力，经济发展又将如何得以持续？假如我国在耗尽制造业红利之后没能实现产业的整体升级，而服务业的成长空间又不能相应扩大，则不仅会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还会面临价值洼地国家日益严峻的竞争挤压，届时经济出现大范围的滑坡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市场与法治方面的补课，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以及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也是经济转型必不可少的环节。
急速追赶式的发展阶段已告一段落，如今我们要从制造业与贸易大国升格为产业与资本强国，进而以高效制度与资源配置效率及持续创新力引领中国迈向一流经济强国，这亟需在借鉴先行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各自行为边界，着力构建透明有效的竞争性市场体系，确保市场和企业免遭政府的不当干预，激活各层次市场主体的营商与创新禀赋，优化制度环境，培育创新动力，锻造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环视当今世界，我们固然应密切关注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经验与进展，不过，以当下的实情，笔者觉得更应关注瑞士，并且认为我们完全有必要、也有理由、更有条件将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升级成为放大版的瑞士。国土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700万的小国瑞士能连续六年高居全球竞争力榜首，正如世界经济论坛在《2014-201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所言，奥秘就在透明高效的制度、运转良好的市场及强大的创新力，以及一流的教育水平和科研机构。相形之下，我国在这些方面有太多的改进与发展空间。各级各地政府不仅要将自己打造成高效、廉洁与责任政府，更要在厘清政府与市场、法治关系的同时，以制度环境的优化，尤其是创新动力的营造来激活民间营商禀赋。而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更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