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架起“一带一路”资金融通桥梁

　　塔乌公路，可缩短塔吉克斯坦南北通行时间5小时；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是巴基斯坦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中亚天然气管线，自投运以来已累计向国内输气超过1500亿立方米……

　　这些“一带一路”大项目背后，中资金融机构身影忙碌。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资金融通更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来，金融领域支持力度强、支持方式多、支持结构全，为“一带一路”架起连接海和陆、东和西的资金融通桥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步入新阶段，一个市场化、多层次、可持续性的融资体系有望形成、完善，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宏伟蓝图增色添彩。

　　看成绩：硕果累累 形式多样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居多，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愿望强烈，但其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面临着建设能力不足、资金短缺等问题，融资需求较大。为了保障“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落地，三年多来，中国金融业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的成绩单。

　　国开行是“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大户。截至2016年底，该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发放贷款超过1600亿美元，余额超过1100亿美元，占全行国际业务余额30%以上。

　　作为商业银行的代表，截至目前工行已支持“一带一路”项目136个，承贷金额400亿美元，涵盖电力、交通、油气、矿产、电信、机械、园区建设、农业等行业。

　　后续支持的力度还将持续。记者获悉，目前国开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储备项目500余个，融资需求总量3500多亿美元；工行则储备了近300个商业前景较好的重大项目，涉及总投资金额2000多亿美元。

　　资金出去了，机构也出去布局了。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近日撰文称，截至2016年底，共有9家中资银行在2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62家一级机构，其中5家大型银行是中资行“走出去”的主力军。

　　与前述银行以信贷支持为主的模式不一样，丝路基金这样的机构则围绕着股权投资支持企业“走出去”和实体经济发展。

　　“随着‘走出去’向纵深发展，企业越来越多地从单纯的项目承包发展为更多地在海外开展管理运营，这就需要有中长期权益资本的支持。”据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近日介绍，目前股权投资占丝路基金投资的比例已超过70%。据悉，截至目前，丝路基金已实现了15个项目签约，承诺的投资金额累计达60亿美元。

　　当然，“走出去”并非一片坦途，地缘政治和信用风险给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极大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保险业大有可为。

　　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近日撰文介绍，2016年海外投资保险共承保“一带一路”项目263个，涉及国家29个，承保金额307.3亿美元，为我国在境外的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和电力资源开发建设等海外项目提供了风险保障。其中，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撬动银行融资、弥补经济损失等方面的作用凸显。2013年至今，中国信保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超过4400亿美元，累计向企业和银行支付赔款16.7亿美元。

　　除了提供保险服务外，保险业还通过债权、股权、股债结合、股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和私募基金等方式提供资金支持。陈文辉介绍，截至2016年底，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13.4万亿元，已累计为重大基础设施等提供资金1.65万亿元，成立总规模3000亿元的保险投资基金，主要投向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国家战略项目。

　　打造市场化、多层次的可持续融资体系

　　如今，金融支持、追随“一带一路”的步伐已经持续三年多，但不能否认的是，“一带一路”建设的资金缺口仍客观存在。缺口源于资金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源于融资体系的不完备。

　　于是乎，更深层次的问题迎面而来：“一带一路”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支持体系？

　　条分缕析之下，答案呼之欲出：一个市场化、多层次的融资体系才具有可持续性，也是目前宏观决策层的共识。

　　所谓市场化，“‘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合作，资金需求量巨大，单靠政府难以提供足够的资金，必须动员市场的力量。”央行行长周小川判断，传统的依靠减让式资金支持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市场扭曲和依赖心理。

　　而至于多层次，是指多种机构根据自身特点，以不同资金方式服务不同的企业和项目。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就指出，中国要发挥好在融资方面的优势，让政策性金融机构、多边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各司其职，共同发挥作用。

　　她的观点不无道理。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政府资金的延伸，应该在弥补市场失灵方面发挥先导作用，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打基础阶段，政策性金融应责无旁贷地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支持对本国具有特殊意义的项目。多边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可以利用其资金成本低、市场信誉好、基础设施项目经验丰富等优势，为一些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项目提供金融支持。而盈利能力良好的商业性项目应主要依靠市场资金，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提供融资和服务。

　　在王兆星看来，银行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包括多方面内容。一方面，中资银行应在合规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不断创新信贷产品，丰富金融服务方式；另一方面，应开拓资金来源，探索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通过多种方式募集外汇资金，开辟长期低成本资金来源。

　　在这一过程中，监管的合作同样重要。在周小川构想的“一带一路”投融资体系中，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重要的一部分内容，“这对于确保竞争环境的公平、透明、可预期不可或缺”。

　　周小川指出，金融监管当局之间通过加强当地宏观经济形势、金融市场发展情况和趋势、金融监管理念和制度、投资机会和风险、大型银行在当地的经营和风险等信息交流，可以有效增进了解和互信。各国金融监管当局还需重点就市场准入进行深入的沟通，了解和妥善处理彼此间的关系，共同消除各种不合理的准入壁垒和限制，提供开放、公平、有序的监管环境。

　　无独有偶，王兆星也提到，监管部门应结合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情况以及中资银行设点意愿，选择并推动与沿线尚未正式建立监管合作机制的国家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双边监管合作机制，扩大信息共享范围，加强日常跨境监管沟通协调。

　　截至目前，银监会已与2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监管当局签署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MOU）。

　　防风险：严格把好金融机构风控关

　　当前，经济形势瞬息万变，“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少国家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机构除了要关注沿线国家投资机会和收益外，还需注重风险的评估和防范。

　　“不能头脑发热，急于冒进。”工行董事长易会满提醒，与国内宏观经济长期向好、政策监管稳定持续等发展环境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均有所不同，有的项目还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王兆星也坦陈，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资银行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与挑战，如全球监管趋严，合规和反洗钱风险加大；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盈利能力存在隐忧；跨境资本流动加剧，系统性风险隐患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事件频发，国别风险上升等。

　　虽然从历史和属性来看，保险业与“一带一路”建设天然契合，但保险业承担的风险不容小觑。陈文辉便指出，由于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热点地区，不稳定因素较多，保险业面临着大量非常规风险，这对现有的风险识别、预警和处置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做好风险管理服务的同时，保险业要时刻绷紧风险防控这根弦，严格把好风险控制关，确保相关业务风险总体可控。

　　但风险并不可怕，找好应对之策便能妥善解决。针对银行、保险业存在的风险问题，监管部门都在“见招拆招”。

　　王兆星指出，银监会将引导中资银行做好“一带一路”服务中的风险防范和应对。商业银行应坚持从商业性原则出发进行项目筛选，充分运用风险缓释工具。同时，中资银行应持续加强国别风险管理，将国别风险纳入全面风险分析报告，并建立完善的资产质量和重大风险事件报告制度，严格防范当地系统性、行业性、区域性风险。

　　保监会也于近期下发文件，列明保险公司参与“一带一路”的保障措施。文件明确，保险业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要加强对国际局势、宏观经济形势的研判，密切关注沿线国家和地区监管规定和法律法规的变化，进一步强化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完善合规管控体系，增强行业的境外风险防控能力，切实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