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为国企改革提高效能建言献策

　　由国务院国资委、新华社指导，国资委新闻中心、国资委研究中心、经济参考报社主办的首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23日在京举行。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陈清泰，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等著名经济专家纷纷为国企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解放生产力和提高效能建言献策。

　　陈清泰：管资本为主是深化国企改革的突破口

　　针对这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陈清泰在论坛上提出了四大建议。

　　第一，国企深层次体制问题最终要靠企业制度来解决。陈清泰表示，国有资产有两种实现形式，分别是实物形态的国有企业和价值形态的国有资本。而相应的，政府也有两种管理方式，分别是管企业和管资本。目前，在产业领域顶层国有企业仍受《企业法》调节，但随着经济体制转型，政府管企业的体制受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为改变“政企不分”的局面，政府曾试图在企业管企业的框架内找到一种“管而不死、放而不乱”的度，但是多次尝试并不成功。在漫长的20多年间，我们一直在“放”与“收”之间徘徊，未能摆脱“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顽症。

　　“面对这种情况企业深感无奈，政府也倍感纠结。”陈清泰说，实践证明政策性调整不能替代体制性改革，《企业法》不能做到政企分开；而《公司法》主张公司的独立地位和自我治理。国有企业的转制就是要由《企业法》规范转向《公司法》调节，政府要摆脱管企业的纠结就要落实管资本为主、推进顶层国有企业的整体改制，从《企业法》变轨到《公司法》，从行政隶属关系转变为股权关系。

　　他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这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导方面已不是“国有企业”的自身，而是在国家层面推进国有资产实现形式的资本化，政府机构由“管企业”转向“管资本”为主，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当前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第二，重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陈清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涵是保持较大份额的公有制、国有经济，同时发挥市场经济的高效率。这就提出了一个在国有经济的范畴内，能否构造出各自独立的市场主体的问题。他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借助现代公司的制度安排，形成包括国有资本投资的千万个独立的市场主体。

　　陈清泰说，“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具体包括：一是产权关系明晰，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是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二是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三是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权益，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四是企业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经营，政府不直接干预，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依法破产；五是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

　　第三，“管资本为主”也存在两种理解。一是认为“管资本”是指国家所有权机构直接监管的对象由“企业”转变为“资本”，实现这个转变的前提是国有资产必须由实物形态的“企业”，转变为价值形态的“资本”。资本化后，出资人机构监管的对象就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机构，与实体企业不再有直接的产权关系，也无权穿越投资运营机构干预其投资的公司，政企分开将顺理成章。值得一提的是，顶层国有企业整体公司制改制需要一个过程，在这期间，监管部门仍需“管企业”。但是主要精力应逐渐转向做好两件事：一件是推进顶层国有企业的整体改制，另一个是深入研究管资本的体制框架、实施方案以及政策措施。

　　“管资本为主”的另一种理解是在继续强化对未转制企业监管的同时，还要把监管扩展到这些企业可以运作的那些“资本”，包括重点管好这些企业的“国有资本布局”等。这种理解的要点是监管机构管企业的体制不变、范围逐渐扩大，但可能带来的结果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体制性问题无法解决。因此，这两种理解和两种做法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第四，科学界定“国有企业”，把握企业转制的方向。陈清泰说，目前两类企业制度“并存”，但绝不是两种企业制度“并重”。现代企业制度是改革的方向，传统国有企业应逐渐向公司制度转型，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要加速转型，因为与管资本对接的不是传统国有企业，而是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公司。

　　陈清泰表示，国有企业“转制”的关键是“转”。在这个过程中清晰地界定两种企业制度十分的重要。因为这涉及政企关系的转轨，监管制度的转轨，治理结构的转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混淆搞不好会使国有企业转制走过场。为此，在强化国有资本所有权管理的同时，对市场主体的分类和称谓应该及时地由“所有制”转向遵循企业制度：依照《企业法》调节的企业仍称作“国有企业”，按照《公司法》调节的应该通称为“公司”，政府对他们一视同仁。这不仅有利于国有企业转制，而且有利于消除所有制鸿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李扬：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提高效能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在论坛上表示，如果说过去我们注重在需求侧的调控，是为了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经济增长速度，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提高效能。

　　李扬表示，经过30几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已经完成了数量的扩大和规模的扩大，现在已有22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是，这个产量是以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获得的。因此，我们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事实上并没有因为规模产量和产量的增加而有所缩小。

　　要真正缩小和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必须要缩短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距离，这样才能真正跃过中等收入陷阱，并在全球经济中提升企业竞争力。李扬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劳动生产率的陷阱，根据综合考察的结果，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19.8%，相当于日本的21.3%，相当于德国的24.8%……劳动生产率上不去，最终会遇到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使得产量上不去。

　　“生产率从供给侧来看，我们在国际产业分工的地位是非常不利的。”李扬说，在横向来看，中国现阶段制造业还在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属于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中低端。我们虽然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是从全球眼光来看这只是一个来料加工型的制造业，是跨国公司的生产加工基地，我们只是原材料采购和零部件制造实现本土化为主，但是跨国公司控制了市场研发销售网络。此外还有品牌差距，品牌的销售是国际分工的重要内容，但我国自主品牌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不足10%，偌大的市场中我们还没有一席之地。而在投入结构方面，李扬说，在中国的工业产值构成中，物质资本投入占总价值的74%，而发达国家这一数值只占42%，这个结构差距决定了我们增加值变化的趋势，因此要努力减少物质资本的投入。计算显示，如果物质资本投入降低1个百分点，即便工业产值增长率为零，一年的工业增加值仍然可以增加3000亿。

　　“我们现在觉得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大，也就是说数量扩张的这一条路已经逐渐走不通了，我们越来越看到效率的差距、供给侧的差距。”李扬说，要素投入下降趋势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中国必须全面转向创新驱动的道路上去，向效率要增长。

　　李扬表示，中国全要素的增长率主要将依赖于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总的趋势是把人口、资本、土地这些要素从生产力最低的农村、农业转到城里来，转到制造业，转到新兴制造业。只要转移能顺利地实现，效率就能提高。此外科技进步也是提升要素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引进了大量国外的研发机构，作为后发展的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增长主要靠学习，科技进步这几年有了长足的发展，如果这个趋势能够保持，科技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产生更积极的作用。

　　李扬还表示，人力资本的提高，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以及经济效益提升、管理经营能力提高、国外专利的使用和技术购买等其他多个因素都会给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提升带来好处。

　　李扬还认为，提高传统产业效率要与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并重。企业要重视对现有产品及现有技术的改进，不要好高骛远都放在“最新和最高”上面，要重视对现有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改进和革新。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出现多数是渐进的，突破性的革命都是在渐进性的基础上发生的，所以在科学方面我们要提出追究颠覆性的变革，但在企业方面要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

　　范恒山：通过混改建立健全企业治理机制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表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为“混”而“混”，而是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健全企业治理机制。要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市场主体，通过引入民营资本、集体资本、境外资本等外部投资者，实现体制机制的本质突破，推动国有企业在市场上自主经营发展；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明晰产权，同股同权，依法保护各类股东产权，规范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和党组织的权责关系。

　　国企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在这一轮国企改革中，国家发改委的任务是负责国家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范恒山在论坛上强调，在当前形势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特别是深入推进我们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意义重大。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牢牢把握“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四个方面。

　　一是要充分认识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范恒山说，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交叉持股和相互融合，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有利于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营合力和效率。通过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进一步明晰产权，强化不同产权主体的监督制衡，更加高效规范国有企业资产处置，防止资产流失，实现保值增值。

　　此外，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改善提升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通过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发展活力，促进国有企业更加灵敏地把握市场需求、发现市场机会，从整体上促进我们国家供给结构向中高端水平跃升。

　　二是要准确把握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

　　首先要完善治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为“混”而“混”，而是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健全企业治理机制。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一要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市场主体；二要进一步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三要进一步加强党对国企的领导，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创新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途径和方式。

　　其次是要强化激励。完善市场化的激励机制，用机制激发活力，凝聚合力。一是要提高市场化的选聘比例，合理增加企业领导人的市场化选聘比例，按照市场方式配置一批经营管理者。二是提供差异化的薪酬，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实行差异化薪酬分配办法，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三是严格效绩考核，对实现目标的，兑现激励机制，对没有实现的按照市场化机制实行正常退出。四是对核心员工实现利益绑定，坚持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原则，通过试点稳妥推进员工持股。

　　再次要突出主业。国有企业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强做优主业，由此要做好“三个加快剥离”。一是加快剥离辅业，在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指导下，通过资产重组、资产置换、无偿划转等方式剥离辅业，将企业的资源向优势主业集中；二是要加快剥离“亏损”，清理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亏损资产，减少企业亏损点，根治企业出血源；三是加快剥离包袱，把不符合企业核心主业、企业职能的包袱和困难尽快卸下来，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减少企业的负担。

　　最后要提高效率。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加快实现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要进一步强化资本运营，灵活地采取兼并、收购、出卖等方式，用尽可能少的资本控制更大的资本，用少量的国有资本和尽可能多的企业合作，实现资本运营优质高效和保值增值。

　　刘尚希：降企业成本须从制度性成本入手

　　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表示，根据财科院的调研，我国当前企业成本的问题主要是结构不合理，固耗成本占企业综合成本的80%以上。他认为，人力资本、环境成本和研发资本等从长远来看不具有可降低的趋势。因此，若想降低企业成本，必须从制度性成本入手，这涉及一系列的体制机制的改革。

　　当前的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这条主线，要有力地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降”就是降成本。就如何降成本，刘尚希称，根据去年四月份财科院在全国范围内做的调研的结论来看，当前成本的问题主要是成本结构不合理，具体表现在固耗成本占比过高。从调查的样本企业来看，固耗成本占综合成本超过了80%。

　　企业的利润从哪里来？没有成本又怎么会有利润？实际上，利润就是成本转换、增值的结果，而成本投入的方式决定了增值率，也同时决定了企业的利润率和竞争能力。刘尚希直言，怎么样优化成本结构是我们当前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我们国家现有的发展阶段来看，降成本，不是单纯的减缓，要从整体上来把握哪些成本是能降的，哪些成本是不能降的。

　　从趋势上看，哪些成本是不能降的呢？刘尚希就此问题作了详细阐述。

　　首先，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成本，虽然有可能出现阶段性的降低，但从趋势来看下降是很难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老龄化的趋势在加快，养老的成本要靠全社会来分担，最终则会落到企业身上。

　　其次，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成本不能降。过去的环境成本是外部化的，让大自然承受，让社会分担。而随着环境的恶化，企业也被要求去承担这个成本。“这也就是环境成本内部化，随着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很显然，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这样的成本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他说。

　　另外，人工成本基本趋势也是上升的。新的发展理念中重要一条就是要共享发展成果，工资就会水涨船高，而且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工资水平至少要与经济增长保持协调同步才可以。就这点来看很难通过降低工资来降低人工成本。

　　最后，从趋势上看研发成本一定会逐步加大。过去企业不敢研发，靠模仿；而现在要自主创新，就要加大研发的投入。从现有的企业来看，凡是研发成本占比较高的，一般附加值都比较高，其竞争力也比较强。研发主要靠人，甚至要高薪聘请，这意味着人力资本可能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研发成本也会表现为用人的成本。

　　那么哪些成本是可以降的呢？

　　刘尚希给出的答案就是制度性成本。降低制度性成本就要通过体制性改革才能解决，比如目前的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的问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电力体制的问题、人口流动的问题等。刘尚希称，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必须是改革，通过改革来降成本。从政府层面看，就是推动体制机制的转换；从企业层面看就是提升管理的能力和水平，改变经营模式，从而优化成本结构，让成本有高的转化力和增值力，这样成本就不是一个负担，而是变成了利润的来源。

　　“过去长期以来我们把成本简单化地认为只是一个负担，现在看起来这是不全面的，关键是成本要有效，我们是无效成本太高，它不能带来增值，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刘尚希称，“降成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减法，它实际上有除法也有乘法，恐怕要从整体的角度来推动降成本。只有这样整个企业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才能有真正的竞争力，我们才能避免各项成本增高的时候引发的竞争力下降，才能真正消化我们现有的这些成本。我想这才是 ‘降成本’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