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西方学者笔下的 晚清社会图景
《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 （上下册） （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 著 （德）E.蒂森 选编 李岩 王彦会 译 华林甫 于景涛 审校 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出版
——读《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上下册）
⊙陈华文
近代中国地质学创始人翁文灏称李希霍芬这位最早系统研究中国地质的西方学者为“最先明了中国地文之伟大科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的地质地理考察过程中，随手写了大量日记、书信。他生前一直想出版一本通俗的中国游记，但未能如愿。他辞世后，以E·蒂森为代表的弟子，将他的遗稿整理编辑成了《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在1907年出版。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游历的四年里，不仅记录各地的地形地貌之特征，更主要的是圈点那些具有矿产资源开采潜力的区域。在他看来，尽管晚清中国社会沉闷，人们思想封闭，对地质地理学以及现代科学处于蒙昧状态，但在这个疆域广大的国家里，物产富饶，具有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而他那些对城市、农村、交通、风土人情等细节的描述，无意间又留下一份大有助于研究当年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珍贵史料，并且给今天的我国读者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
李希霍芬曾任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教授。他一生共出版了近200部著作，是世界近代地质地理学界的先驱和权威代表人物。1868年至1872年间，他先后七次来中国考察地质，足迹遍及当时18个行省中的13个，深入探查中国的山脉、气候、人口、经济、交通、矿产等。回到德国后，完成了五卷本传世名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研究成果》。他在论著中提出了黄土成因说，还是第一个指出罗布泊方位的地理学家，首创“丝绸之路”这一名称。至今，中国祁连山脉在德语中仍被称为“李希霍芬山脉”。
很显然，李希霍芬来中国考察地质，并不是出于单纯的学术目的，还有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德国殖民侵略搜集情报。他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杰出的学者，另一方面带着强烈的国家意志和立场。他到中国时，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德国等欧美各国走向崛起的时代，大力拓展海外殖民贸易，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他在考察完舟山群岛后，毫不讳言地写道：“如果普鲁士政权想占领一座自由港的话，舟山是不错的选择。”
在零距离观察中国时，李希霍芬时刻将中国与西方国家作方方面面的比较，不自觉地表现出“西方中心主义”。他在字里行间不经意地流露出的西方人的优越感乃至傲慢，这点并不为奇。当时西欧各国在工业革命大浪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成倍增长，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表现出了史无前例的活力。而当时的中国，依然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加上连年战事，经济凋敝，民生艰难，社会发展没有生机，人们的精神状态萎靡不振。
来中国之前，李希霍芬熟读过那本在欧洲广为传阅的《马可·波罗游记》，对古老的中国充满各种想象。所以当他踏上中国这片土地时，强烈的反差让他感受至深。这里的时间似乎是停滞的。在任何一个国家，城市的风貌，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名震天下的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北京，在李希霍芬到访时，早已没了当年的风采。
1868年8月，他经美国、日本之后，于9月4日抵达了上海。在“上海—天津—北京”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上海的街道距离我上次来这里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观，街道上铺了碎石子，还建了排水沟，比以前干净了许多。外滩也拓宽了，并且建了石墙，很多新房子耸立起来了……”在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了近代中国最先开放的城市之一。1860年代的上海，俨然已有了国际都市的雏形。然而，当时的上海经济活力并未激发出来，那些洋房并无多少人租赁。不少欧洲投机商对此深感不安。
北京城的雄伟、瑰丽，仅仅属于紫禁城及其王公贵族们的园林院落。在李希霍芬的眼中，北京城“看起来脏极了”，路上坑坑洼洼充满积水，以至于人们几乎都没有办法在街上行走，居民的房屋又矮又破。然而从残留的桥梁、城墙、庙宇中，他有能充分感受到这座王城昔日的荣耀。作为外国人，李希霍芬有特权在北京城墙上走来走去，而普通中国百姓则不许可。这令他不解，进而他以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揣测：中国人没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他哪里知道在专制皇权下，平民百姓早被剥夺的一无所有，民权的这样的概念闻所未闻。
1868年的南京，刚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乱，几近成为废墟。所以，在“南京及其周边”的日记中，李希霍芬笔下的南京是这样的：“半裸的乞丐，多大的年龄的都有，看起来身上还有可怕的疾病……到处破破烂烂，还有人在残垣断壁中生活，到处充斥着肮脏和恶臭”。在当时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根本没有现代科学理念，社会各方普遍受到怪力乱神迷信思想不同程度的影响，多数人的思想都被这种观念左右。在南京，李希霍芬拜会了湖广总督李鸿章。当时的李鸿章处于人生仕途的上升期。在李希霍芬眼中，李鸿章非常自信、活力无限，且做事麻利，然而却是个迷信之人，处处讲究风水。
武汉是汉口、武昌、汉阳三座大小不一的城镇组成，长江和汉水在此交汇，天然的地理交通优势，使得武汉在晚清时期一度商业繁盛，码头上的各类商船川流不息。然而，汉口地势偏低，每逢夏季，水多为患，常沦为“水城”。西方商人在长江边修建房屋，设置领事馆和各种办事机构，当地人曾告诫他们考虑夏季的水患，建议他们在汉阳起屋建房，然而西方人自以为是，不予理会。后来果然要面对势不可挡的洪水。“江水漫过河滩，淹没了街道和花园并冲进来房子。外国人只好踩着一些木板活动，家具被放得越来越高，几乎放到了一层的天花板上。后来我发现几乎每所房子里都放着一艘小船，在发水的时候可以坐船串门。”李希霍芬日记中的这番描写，既留下了汉口水灾的真实场景，也调侃了西方人的固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