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稳定社会遏制了 现代科学的兴起

　　《文明的滴定》 　　李约瑟 著 　　张卜天 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8月出版

　　——读李约瑟《文明的滴定》

　　⊙曾靖皓

　　中国惨痛的近代历史产生了一些特殊的历史问题。比如，为什么中国在16、17世纪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中国特有的专制社会长期停滞？长久以来，众多学者不断尝试解答这些问题，以求能发现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突然大幅落后于西方并且很难转型的原因。其中有个问题特别出名，那就是“李约瑟之问”。它是由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学者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提出的。问题分为两部分：第一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是在欧洲发展出来；第二是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求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李约瑟不仅是个提问者，他所发起和主持的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文明的学术工程持续了几十年，聚集了大量优秀学者，跨越了几代人，其成果《中国科学技术史》已成了一座史学丰碑，也为他解答这个世纪之问提供了充足的准备。他的解答后来汇集出版，就是这本《文明的滴定》。该书算得上是目前对“李约瑟之问”最为系统和全面的解答。

　　李约瑟首先解决的是第二部分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背后是西方人对中国古文明巨大的误解，是世人对中国古代科技卓越贡献的无知。李约瑟认为，西方人甚至是中国人自己都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是非常可笑的。问题出在对科学的定义上。科学一词并不仅仅是指15世纪以后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人类古代社会同样存在着科学技术，只是它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所以不能用现有的科学观念去衡量古人对自然的理解和开发利用，也不能把古代科学创造完全视为一种纯粹的实用技术，其中包涵的思想，正是之后现代科学出现的基础。

　　因此，西方古代不仅有科学，中国同样拥有，而且相当发达。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中国古代科技文明比西方要先进得多，这不仅是在一些具体发明创造和理论认知上动辄领先西方数百年或上千年，而是几乎在所有领域的全面领先，其领先程度远远不是四大发明所能概括的；第二，15世纪以后，西方所兴起的现代科学，其基础基本上都来自于东方古代科学，由于传播途径的隐秘，传播时间的漫长，导致世人尤其西方人很难认识到这一点。

　　造成中国古代能大幅度领先的原因有几个。

　　一是道家思想的存在，为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必要的理论支持。道家所持有的“无为”思想，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政府对社会生活的不干预，崇尚一种顺应自然的处事原则，这在早期的自然认知中是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而同时，道家本身没有一种理性崇拜，相反，它支持对于自然的不可言说。这种神秘主义倾向和道家主张顺应自然的理念结合，就产生出一种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在科学和自然魔法在观念上密切相关的古代，这种思维恰恰支撑起了对自然认识的可能，特别是打破了西方古代理性思维所局限的“接触发生”说，从而为中国人发现潮汐的原因、开发出早期的磁学说等理论提供了基础，而这些是当时的西方人所不敢想的。

　　二是中国古代没有古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经济。中国的奴隶制是家庭式的，所以尽管中国有充足的劳动力和人口，但却没有在经济生产中长期大规模调用奴隶，这也就为社会始终寻求节省劳动力，开发便捷的生产方式和工具提供了需求，也就刺激了科学技术的需求和发展。

　　三是中国是一个进步历史意识相当发达的国度。从时间观念上来说，中国人一直都相信历史的积累与进步，并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民族，这为寻求科学技术的积累和发展奠定了心理基础。而恰好印度如古希腊那样是持有循环时间观念的，这大大限制了他们对科学技术的追求。

　　四是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文官体制为聚集大量优秀人才提供了条件，很多科学领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比如天文历法、制陶业等，有力地促进了这些领域的科学发展。

　　当然，大部分学者包括李约瑟在内，对第一部分问题更感兴趣，《文明的滴定》重点也集中于此。通过解释第二部分问题，李约瑟对为什么中国没能产生现代科学已有了部分答案。毕竟世界是辩证的，事情总有两面，很多对古代科学有利的条件，在发生转变时却成了阻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古代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由于水文地理的因素，中国古代需要大量的水利工程，或应付外族入侵，或实现大面积赈灾和救济，这些是地方诸侯势力做不到的，中央集权统治在所难免，流动的地方官吏治理模式也就应运而生。如此集权体制结合文官制度，形成了一种韧性和适应性极强的政治体制，这当然也阻碍了现代科学的出现。

　　强权统治既可以集中人才优势，当然也可严格控制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大规模国家垄断经济阻碍了民间商业的发展，而商业社会是现代科学出现的经济基础。稳定而突出的文官体制造就的是一个鄙视商人的社会，资本与精力都大量地汇集到考试做官上来，这也阻碍了商业社会的形成。中国官僚体制是非世袭的，为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和更替创造了条件，避免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使中国古代能保持一种缓慢发展的稳定状态，就像一个能自动平衡的有机生命体。而西方没有这种稳定的社会模式，任何一种重大科学技术的引进都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变革。相对于中国社会内在的稳定性，西方的动荡恰恰为资本主义兴起提供了条件。

　　除了超稳定的社会，哲学上的有机论盛行则是现代科学没能兴起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开发出机械式的世界观念，而始终保持了有机唯物论的观念。因此，宇宙按一定规律运行的自然法则观念也就无法在中国产生。这与儒家与道家所持有的观念有关，墨家与法家过早消失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中国始终无法完成用数学假说去解释自然运行原理的过程，也无法将数学公式与经验实验完全结合起来。而在李约瑟看来，这正是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分水岭。开普勒、伽利略在天文学的解释上完成了这一过程，并将这种影响延续了下去，从此中西科学分道扬镳。

　　不过，追问是没有穷尽的，李约瑟在解答这个世纪之问的同时又分化出更多细小的问题，有待于后人继续去锲而不舍探根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