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准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去杠杆平衡点

　　□康 珂

　　去杠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当下的实践中，更多强调企业去杠杆，而事实上居民、企业、政府三大部门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的整体。去杠杆不能“拆东补西”，尤其不能以过度提高居民杠杆来稳增长，而需找准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利益点，统筹兼顾。

　　从结构来看，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最高，降低企业杠杆率的确是去杠杆的当务之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去年底，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达131%，而政府和居民部门都在40%左右，金融企业部门约为21%。企业去杠杆将消耗大量财务资源，有的企业甚至走向破产重组，阵痛不可避免，但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经关口，是中国经济从规模扩张走向提质增效的凤凰涅槃。如果不经历这一阵痛，金融风险会不断聚集，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会越来越大。

　　有一种观点认为，可通过居民部门加杠杆来缓释企业去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冲击。直观地看，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的确不高。但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福利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居民谨慎性动机更为强烈。今年居民中长期贷款急剧增长，对稳增长确实起了一定作用，但居民中长期贷款剧增的主因是今年以来一、二线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绝大多数居民贷款投向房地产市场，并没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上半年居民房贷新增2.36万亿元，同比增长1.25万亿元，预计全年将突破4万亿元。杠杆率过高严重挫伤居民消费与投资的信心和能力，对中国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经济转型升级造成一定消极影响。

　　在需求方面，高杠杆透支了居民未来的消费能力，不利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换。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下降。消费者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成为激发投资新活力、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力量。中等收入群体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主力，中央多次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而高杠杆使很多中产家庭把绝大多数预期收入用于偿还房贷，必然挤占未来消费空间，影响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培育。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经济发展新动力。亿万民众的创造活力推动企业创造有效供给和开拓消费市场。然而，高杠杆与高房价相互影响，促使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势必严重制约实体经济发展和大众创新创业。在高房价下，居民的高杠杆率促使大量原本应投入创新创业的资金进入楼市，造成居民和企业热衷炒房，甚至出现居民“众筹炒房”、上市公司“卖房保壳”等怪相。楼市高温、实业遇冷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分不利。

　　从政府部门来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而财政支出却保持刚性增长，地方政府杠杆率上升趋势明显。楼价上涨拉动地价上涨，虽可增加地方政府当期土地出让收入，暂时降低政府部门杠杆，但土地财政模式不可持续。从长远看，政府部门去杠杆的关键还是要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实体经济发展来增加税源、拓宽税基，使税收稳步增长，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因此，政府部门去杠杆从根本上要靠企业和居民。只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以提升，政府部门杠杆率自然水到渠成会降低。

　　对企业而言，去杠杆要更多在分母上做文章。在结构调整中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通过扩大有效供给、激发有效需求来提高生产效益是企业去杠杆的根本之策。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会在市场规律指引下根据自身需求降杠杆。亚当·斯密有言：“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对那些扭亏无望、已失去发展前景的“僵尸企业”，要当机立断处置，全面清查资产，依法兼并重组或清偿破产，妥善安置人员。

　　去杠杆是一项时间跨度较长的系统工程，理应着眼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长远目标，找准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的去杠杆平衡点。近期要特别关注房价剧烈上涨背景下居民部门杠杆率的提高，牢牢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总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