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跨界学者解剖社会难题的思想轨迹——读利茶·萨克塞纳《阿马蒂亚·森传》
《阿马蒂亚·森传》 （印）利茶·萨克塞纳 著 唐 奇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
一个跨界学者解剖社会难题的思想轨迹
——读利茶·萨克塞纳《阿马蒂亚·森传》
⊙潘启雯
思想人物或大学者往往戴着两副面具活着，常常被人们冠以“经济学界的特蕾莎修女”、“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穷人的经济学家”等称谓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便是如此。他的经济发展、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等广为人文学科读者熟悉，然而鲜有人认识这位独特的经济思想家，他的人生、他的思路历程更是鲜为外人所知，然而这却是探知阿马蒂亚·森横跨多种领域的重要背景。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汤剑波撰写的《重建经济学的伦理之维——论阿马蒂亚·森的经济伦理思想》，一般非专业读者可能读起来会吃力，而由《拉丹·塔塔的生活》的作者、印度知名医学博士利茶·萨克塞纳撰写的这本《阿马蒂亚·森传》，正好透过斑斓的感性体验，还有阿马蒂亚·森成长历程中各种事件与其个性的关系，在各种当代社会及人文思潮背景衬托下，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实立体而又可读的阿马蒂亚·森。
是什么点燃了
阿马蒂亚·森学术生涯的火种
阿马蒂亚·森出生于知识分子之家，父亲阿舒托什·森是印度达卡大学化学教师，母亲阿米塔·森则是《孟加拉文学》编辑。在圣蒂尼克坦上完中学后，阿马蒂亚·森于1950年至1953年在印度加尔各答管区学院修经济学，辅修数学。那段日子，加尔各答被左翼政治气氛笼罩，那种影响甚至波及了阿马蒂亚·森的家庭。他的一个叔叔是国大社会党党员，被英国人预防性羁押，未经审判就在监狱里度过了6年；另一个表兄是共产党员，也被关进了监狱。这种紧张的氛围，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为社会的繁荣贡献力量的火种。
在管区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阿马蒂亚·森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录取，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那次是专修经济学。他进入剑桥时，英国经济学家以支持和反对凯恩斯经济学为界被严格地划分为两派。这种分歧经常演变为带有攻击性的，甚至斯文扫地的争端。在经济学家的斗争中，三一学院成了一块净土，三位不同学派的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和平共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保守派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丹尼斯·罗伯逊和基本上对所有学派都持怀疑态度的皮埃罗·斯拉法。阿马蒂亚·森认为他能成为这些有识之士的门生是非常幸运的。1971年以后，阿马蒂亚·森深入研究了他当时最关心的问题——社会选择理论。而他当时选择研究社会选择理论研究显然是个“黄金时期”，伦敦则是黄金地点。这座城市云集了众多的经济学家、研究者、历史学家和各个领域的学者，其中许多人跟阿马蒂亚·森住得很近。由此，阿马蒂亚·森从一些杰出的同事那里得到了许多灵感和帮助。
社会选择理论本身包含了“与贫困、不平等、失业、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关的经济评价和政策制定”的集合。因此，它结合了福利经济学和投票理论的要素。为了解释社会选择理论的关联性，阿马蒂亚·森引用过一个老笑话：“骆驼就是委员会设计出来的马。”说明少数人做出的决策很少能反映多数人的需要。当真正被大多数人需要的是马时，为了保证所有可能的需求都被满足，委员会最后设计了骆驼。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得到的可能是半人马——融合了各种特性的“怪胎”，对任何人都没有用。这是社会选择理论的关键，它提出了问题：在大量人群极端多样化的条件下，得出集体观点是否可能？
阿马蒂亚·森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进一步将他引向其他相关问题，如饥饿和贫困的成因和预防，以及性别平等、贫困和剥夺的形式和后果。如此看来，阿马蒂亚·森确实是因为社会繁荣而进入社会选择理论的思考，并进而寻求经济学这个十分技术性的工具来帮助解答诸多社会问题的思想轨迹就异常清晰了。
阿马蒂亚·森是个天生的老师，有办法把最严肃的经济学理论讲得生动有趣。他的课堂从来不是正襟危坐式的，相比单向的知识灌输，他更鼓励互动和讨论。笔者以为，这本传记的第8章《孟加拉大饥荒》中提到的阿马蒂亚·森和学生们在课堂上的辩论最为精彩。
年仅10岁时，阿马蒂亚·森就亲眼目睹了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夺走许多人的生命，当时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外祖父只允许他给每个沿街乞讨食物的饥民一罐米。阿马蒂亚·森一家是没有受到饥荒影响的众多富裕家庭之一，他们家的米足够吃。那为什么只能给一罐？许多年后，作为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对这种现象作了分析，即尽管存在足够的食物，社会的某些群体却因为缺乏获得食物的手段而挨饿。是什么造成了孟加拉那场夺去数百万人生命的饥荒？这是否又是一个本来存在足够的食物，但大量饥民却无法得到食物的例子？究竟有多少人饿死？除了平时和学生们在课堂上辩论外，在阿马蒂亚·森关于饥荒、贫困、饥饿三者之间内在联系的诸多著作、论文和演讲中，也经常用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作为例子，从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阿马蒂亚·森进而研究了世界多国的饥荒成因，如果把他的理论简单总结，那就是“权利的失败”。在许多饥荒的实例中，食物供应能力实际上并未显著减少。相反，正是另外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如工资降低、失业、食物价格昂贵、食物分配系统崩溃等，造成了社会中某些群体的人们陷于饥饿。换句话说，饥荒的形成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饥饿的人有需求而无消费——这些人的粮食消费权利被废止了。这样的饥饿群体，总是无钱无权的底层民众。阿马蒂亚·森用他少时的经验告诉人们，灾荒年代受苦最深，乃至大量死亡的，永远是在社会阶梯上处于低端地位的人，特别是那些根本无阶梯可上的农业劳动者。他们处于完全无法采取行动的状态——既无从获得食物，也无力逃避灾祸。一个国家的阶级特征在灾荒年代表现得就是这样突出。阿马蒂亚·森的结论是：饥荒不仅源于食物的缺乏，更源于食物分配机制上的不平等。
作为经济学家的同时，阿马蒂亚·森也一直是个思想者。他对逻辑学和认识论的兴趣让他做出了一个激进的决定，去学习哲学。虽然有人认为这彻底脱离他的经济学研究，但在他看来，哲学与社会选择理论、不平等和贫困这些他正在研究的问题密切相关。而且，阿马蒂亚·森一直坚信：经济学是一门“完整的”科学，其范畴涵盖了哲学逻辑、伦理学和人道主义价值观。除了这两个学科的相似之处，阿马蒂亚·森曾一如既往地渴求知识也是学习哲学的动力之一，学习哲学本身就令他获益匪浅。
跨文化的“世界大同”观
阿马蒂亚·森的外祖父希蒂·莫汉·森是一位研究中世纪印度文学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印度教哲学权威，早前与泰戈尔过从甚密。由此，阿马蒂亚·森和泰戈尔之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渊源。阿马蒂亚·森的名字正是泰戈尔给取的——意思是“不朽”。
尽管阿马蒂亚·森是学者而非艺术家，但他热爱艺术，喜欢交响乐和戏剧。这可能遗传自他的母亲，她演出过许多泰戈尔的舞剧。在哲学层面上，阿马蒂亚·森和泰戈尔有许多一脉相承之处。他说：“（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后来回顾时我才发现，我比当时认为的更加赞同泰戈尔的观点，因为在那里他的存在感太强了，缺乏足够的对比度，所以我才忽视了这一点。但是当我思考其他人对我思想的影响时，比如圣雄甘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亚当·斯密，我的确认为泰戈尔对我的影响非同寻常，当时我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泰戈尔是兼容并包世界各国文化和传统的坚定信仰者。他相信只要通过欣赏某种事物，就能使其成为你的文化和个性的一部分，无论其起源于何处。阿马蒂亚·森的信仰与之一脉相承，他漂泊的生活方式就是证明，从一个校园到另一个校园，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他从没有停止追求知识的脚步。跟泰戈尔一样，阿马蒂亚·森也深深地热爱和赞赏印度文化，但他更加渴望走出国门，接触其他文化，汲取其中的精华。
或许印度国会议员、作家沙希·塔鲁尔曾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评论阿马蒂亚·森的著作《惯于争鸣的印度人》的这段话，是对阿马蒂亚·森在全世界地位的最好总结：“阿马蒂亚·森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也是一个印度人——当然，这两者在他身上毫无矛盾。他在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创办的实验性的学校印度国际大学接受教育，然后在剑桥大学，成为三一学院第一位非英国籍院长，是哈佛大学两个教席的教授，电影爱好者，板球迷和贪婪的阅读者，并且渴望用非正统的方式学习一切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