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人性，才是经济与社会的最终面向——读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

　　《巨变》　　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　　卡尔·波兰尼 著　　黄树民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禾 刀

　　在“二战”盟军胜利曙光初现的1944年，两本思考政治与经济的著作相继面世，即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卡尔·波兰尼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战后哈耶克的著述迅速被奉为圭臬，而波兰尼的则倍显冷落，直到美苏冷战结束，自由市场经济的诸多弊病陡然呈现在阳光下，尤其2008年暴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至今余波难平。于是，波兰尼那本以“揭示自由市场经济自其诞生至今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著作得以走向前台。

　　波兰尼是美国经济人类学中实在论学派的创始人。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中，他没有简单延续亚当·斯密人类天生具有交换本能和“市场中看不见手”等理论逻辑，而是熟练运用人类学知识，对经济细加审视。比如他通过解剖太平洋西南部美拉尼西亚人这一样本后提出，人类开始并“没有逐利动机；没有为报酬而劳动的原则；没有省力的原则；尤其没有任何单独的和明确的以经济动机为基础的制度”……那是一个看不见物欲横流的时代。

　　欧洲百年和平之惑

　　波兰尼撰写本书，是从这样一个疑问导入的：1815年到1914年的百年是欧洲大陆史无前例的和平昌盛时期，但紧接下来便是两次世界大战与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深层关联呢？

　　就这一疑问，笔者首先关心的是波兰尼这里所说的欧洲百年和平。欧洲在此期间的确实现了和平与高速发展，这纵与其内部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但不得不说的是，这也是欧洲疯狂向世界扩张和大肆掠夺的时期。

　　欧洲历史上大小战争不断，而在14世纪到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欧洲发展思路逐步改变，即不断组织美其名曰的探险船队，前往世界各地寻找贸易路线。然而，包括麦哲伦和哥伦布等航海家在内，并非历史中书写的那般慈眉善目。事实上，当他们踏上自认为发现的一个个新大陆后，屠杀与殖民便随之而来。也是这一时期，英、法、荷、葡等欧洲航海大国开始了海外大肆建设殖民地的竞赛。

　　血腥野蛮暴力占有国境之外的资源，很难说这不是供养欧洲“百年昌盛”的重要原因之一。1915年之后，世界之所以走向暴力，从全球格局看，欧洲列强已初步完成全球殖民步伐，除了南北极不宜生存等地外，欧洲列强尽己所能实现了对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等广大国家的殖民，他们在美洲和大洋洲展开的屠杀直接导致土著成了“少数民族”。欧洲和平昌盛的背后，是他人的劫难与极贫。

　　至1915年，欧洲海外殖民已无法拓展新的空间，此时全球人口是17世纪中叶的3倍，近17亿。当传统殖民掠夺模式不足以支撑欧洲发展，转型也就必然，于是欧洲内部博弈矛盾显现。欧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固然举足轻重，但欧洲无法改变属于世界史局部的现实，将欧洲与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纽带割裂，单单分析欧洲内部政治与经济形态，波兰尼这样的选择性取舍分析不知是否存有逻辑漏洞？

　　自律性市场原本就是乌托邦

　　但波兰尼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仍然卓越。波兰尼写作本书，本质上是向自律性市场开炮。他始终坚定地认为，“自律性市场的观念实际上是乌托邦的，而其发展受到社会本身之自我保护的阻止”。为此，波兰尼提出了著名的“脱嵌”理论。

　　学界关于“脱嵌”的解释甚多，这里不妨“翻译”得更为通俗一点。“脱嵌”，直白点说就是经济与社会两者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9世纪之前，社会占比远大于经济，经济处于从属被支配地位。中国历史上的士、农、工、商等级制，或可视为波兰尼这一结构分析的论据之一。工业革命兴起，传统商业经济模式无法满足现实要求，因为制造业需要长期投入，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诉求更高。这意味着经济要实现发展，就必须变革传统社会架构，为经济腾出更多话语空间。经济从社会“压服”状态下“解放”的过程，这就是波兰尼所说的“脱嵌”。

　　当然，代表社会力量的政府力量也不会善罢甘休，权力天生具有压服别人的嗜好。于是， “脱嵌”过程中，经济与社会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也即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只要既有总量基本不变，经济与社会之间无论哪一方发起的强力争夺，必然招致另一方的强力反弹。较劲本没什么，问题是这种“双向运动”是针尖对麦芒，没有妥协也没有平衡，贻害无穷。

　　循着波兰尼的理论看去，2008年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经济过度”的产物。危机发生后，那些曾崇尚自律性市场的国家，均不得不祭出严厉的金融监管举措，但这些举措不出意外地又遭到金融界的强力阻挠。在监管举措尚未发挥应有效果之时，扛着重商大旗的特朗普政府年初便闪亮登场。有意思的是，特朗普的诸多经济策略，显然是通过政府手段来实现。这或从侧面证实，经济与政府本就相辅相成。

　　波兰尼坚信，“一个脱嵌且完全自律的市场经济只是空想，不可能存在”，英国作家赫胥黎用文学手段从“结果”那端作了描绘。《美丽新世界》和《重访美丽新世界》两书以科幻方式展望了未来经济至上的可怕景象：许多人的思想精神被抽离，甚至经过基因技术等科学手段的“完美”改造，成功“培养”成符合经济发展的“商品”，许多人根本就不知什么是幸福，只能借助一种名为“索麻”的麻醉品获得快感。

　　自律性市场的重要权衡指标是发展指数，人只是其实现发展目标的重要条件。也就是说，在经济至上时代，人也是经济的“奴隶”。另一个值得指出的问题是，经济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如果没有社会干预，自律性市场对资源的攫取豪夺只会在贪得无厌的路上肆意狂飙：今天森林正快速消亡，物种灭绝加速，最新的观察还显示，北极今年比往年温度升高近30度。随着全球变暖，人类关于北极资源的争夺必将成为新的焦点……凡此种种，指向的结论只有一个：自律性市场不过是个乌托邦，最终极可能导致波兰尼所担心的“人类灭绝”之路。

　　让业已物欲化的现实

　　变得富有人性温度

　　波兰尼写作此书时，对正在发生的“罗斯福新政”表示赞赏，但波兰尼并非简单的凯恩斯主义者，他的观察出发点是人类学，本质上是回归人性，这与凯恩斯强调经济发展的策略有着本质区别。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通过《道德情操论》，实现了对人类自利行为的道德松绑。斯密同时认为交换是人类的本能。对此，波兰尼针锋相对地指出：“所谓的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秉性’完全是人为发明的”，因为“人是社会动物，而且纯粹、平等而且不受其他社会因素影响的经济利益交换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市场中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行为就一直被血缘、社群关系、阶级关系等社会关系所左右。”也就是说，人类最初的交换并非出于利益最大化，而是尊重各种关系的结果，更多时候源自道德场域的影响。比如尊老爱幼未必彰显经济的最大化，但却有助于人类的香火延续。

　　波兰尼期待“脱嵌”的经济被驯服，臣服于人类本性。不能不说的是，波兰尼的想象天马行空，但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所期待的劳动力和土地的去商品化越来越像是难以完成的任务，这充分表明经济势力过于强大，强大到将社会完全绑架。摆在许多国家领导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几乎全是经济问题。

　　适当“去欲”，让业已物欲化的现实变得富有人性温度，这是波兰尼所期待的。实现这一愿望，前提大抵有两个，给经济发展设立人性禁区，把权力关进“笼子”。这有回到“双向运动”理论层面的嫌疑，即人类未来绝非单纯取决于经济，也绝非单纯取决于社会，而是在尊重人性的大提前下两者均衡发展。从这层意义上讲，正确认识并顺应人性，才是当前的头等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