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转型升级的 四大着力点

　　□黄艳斐

　　“陀螺”（GYROSCOPE）评价体系是由中国银行业协会设计开发的一套全面反映银行业稳健发展能力的行业评价体系。上周，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了2017年商业银行“陀螺”体系评价结果。工行、中行、交行列全国性商业银行综合排名前三，北京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列城市商业银行综合排名前三。综合排名在前十位的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能力、收益可持续能力、体系智能化能力和员工知会能力等单项评价指标中获得了较高得分。据此判断，商业银行近年来围绕体制、财务、科技和人才这四大关键要素开展的一系列改革与探索很有收获。而伴随银行业发展方式转变和新增长动能的形成，商业银行仍需在四大要素的相互交织影响下确定今后的发展着力点。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基本完成，商业银行存贷利差收窄，盈利能力下降，加之金融业跨界竞争加剧，银行原有的牌照、政策性利差等红利开始消失，“向体制改革要红利”，成为银行业全面推进体制改革的出发点。这意味着需持续深化以公司治理机制为主的系列改革，持续完善风险管控体系，持续改革业务经营模式。在陆续推出并完善风险管理岗位责任和管理责任追究制度、合规制度试点和合规体系建设、引入大数据和系统机控手段、建立管理层靠前指挥防控化解风险的管理机制、创新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等举措后，2016年下半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连续三个季度保持稳定。2015年以来，兴业、中信、浦发等银行陆续分拆各类现有业务，涉及资产管理、信用卡、养老金、IT业务、直销银行、金融租赁等业务，自建、参股或并购成立独立子公司。中银航空租赁和交银国际两家银行旗下子公司在中国香港上市，在补足银行资本金的同时也提升了银行集团的整体价值，对其他子公司深化改革和资本运作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资本补充压力是银行业面临的主要财务约束条件。2017年以来的一系列监管新规，对银行新增业务和部分存量业务产生较大约束，业务回表以及非标、理财等业务的资本补提对部分银行资本形成一定压力。2016年年报显示，大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稍有下滑，但依然处于较高水平，股份行资本补充压力相对较大。在资本约束条件下要保证监管指标达标和收益可持续，除了在分子端补充资本金之外，商业银行也在采取轻型化转型的“分母策略”，

　　侧重轻资本业务，注重成本控制。通过加深与互联网、移动支付企业等的合作，2017年二季度银行业移动支付业务86.22 亿笔，金额39.2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0.51%和33.84%，支付结算、银行卡手续费等传统中间业务的“大头”地位保持稳定。2007年至2016年，上市银行成本收入比已从35%降至31%左右。网点转型是营运成本控制的重要举措之一。

　　科技要素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影响正逐渐从表层肌理渗透到深度内核。招行、平安分别将自身定位为“金融科技银行”和“科技公司”，提出要实现从资本驱动型向科技驱动型转变。现阶段，商业银行主要从渠道、产品、和跨界合作三方面，深入应用金融科技为战略转型赋能。在渠道创新上，自建平台与产品线相对接；在产品创新上，运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在跨界合作上，银行业与信息技术公司的深度融合序幕正渐次打开。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先后宣布与“BATJ”（百度、阿里、腾讯、京东）达成战略协议，共同在金融科技、零售、消费、信贷等多个领域深入合作。短期目标是以更低的成本获客，长期目标则是希望借此重塑银行的互联网商业生态。

　　商业银行正在全面迈入由全渠道银行、智能投顾、区块链、大数据和物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化银行，集约化、智能化、数字化成为新趋势。技术进步与业务创新必然要求商业银行提高人才竞争力，但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向深入、风险特征交织复杂、新兴业态加速涌现等综合挑战下，银行业也面临专业化、复合型高端人才有效供给不足、薪酬水平竞争力不足和业内外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矛盾。据银行业协会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2013年至2015年间参与调查的33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中流出各类人才约22.6万，人才流出呈加速态势。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新兴互联网金融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财富管理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成为吸引业内人员的重要渠道。

　　很显然，体制、财务、科技和人才四大要素呈现出相互交织影响的关系。无疑，体制要素是决定财务、科技、人力要素能否发挥最大效益的先决条件。科技和人力的投入成本则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财务水平。银行为收益可持续所实施的业务转型战略，也对科技要素和人力要素提出更高的要求。而要确保改革顶层设计不打折扣地精准落地，突破原有的盈利模式，并以市场化方式选聘优秀的科技研发团队，充实银行的科技“基因”，以更加前瞻的眼光把握金融科技与银行智能化转型的趋势，所有这些又都在倒逼商业银行加快内部体制要素的改革进程。

　　（作者系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