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抗科技巨头对思想的威胁？——读富兰克林·福尔《没有思想的世界》
《没有思想的世界》 （美）富兰克林·福尔 著 舍其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12月出版
如何对抗科技巨头对思想的威胁？
——读富兰克林·福尔《没有思想的世界》
⊙杨 吉
18世纪末，当机器生产逐渐代替畜力、人力，工厂开始取代作坊，工业革命带来的并不都是好消息。至少，对许多工人来说，他们靠出售时间、变卖体力的营生手段被更先进、更自动化的机械设备给彻底颠覆了。在一个尚未建立起现代福利制度、工人权利保障体系的工业社会的前夜，他们的失业很可能意味着食不果腹、生活动荡、无处安身。在与机器的首轮赛跑中，他们输了，可以想见，他们会对这些铁器工具抱有多少的敌意。
最终，一个叫卢德（Ned Ludd）的工人引爆了他所代表的这个群体的最极端的暴力方式，通过反抗、捣毁机器、迫使工厂停产，以争取他们的生存权利。历史，很快赋予了这批人一个新名词——“卢德分子”，但他们并不被政府所允许、社会所宽容。当时的英国以通过立法将其列为重大犯罪，进行严厉打击。而如今，人们会借用那场“卢德运动”，衍生出“新卢德主义”（Neo-Luddism）以用来形容那些反对新科技、视现代技术为重大威胁的人。
《没有思想的世界》的作者富兰克林·福尔会是“卢德分子”吗？我们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会让我们怀疑他在新书中所表达的观点是否中肯客观。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书中对科技公司所下的结论势必会充斥成见与偏见。然而，在谈论他自己的著作时，福尔明确表示，他并不反对技术，也不是呼吁人类社会要重回前数字时代。从这一点看，他审视技术的态度虽然有些悲观，但也并不极端。
控诉科技尤其那些互联网巨头，总能引来公众注目。在网络时代来临前，人们想象着互联网会从传统社会的权力架构中撕开一道口子，让自由、信仰、多元乃至有点“乌托邦”的理想之光穿透进来，而且会反过来改变社会既有的秩序与价值。但结果证明，情况完全不是那样。人们在一方面享受智能手机带来的各种便捷时，却不可自拔成了“低头一族”，用特克尔的话来说叫“孤独地在一起”。我们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获取全球资讯，但不可否认它对各种假新闻和谣言起着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最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大型科技公司借用平台优势，在不断窃取用户的浏览数据、个人信息，并巧立出“流量经济”、“个性推送”、“智能算法”等名目，他们关心各种指标和漂亮的业绩报表，殊不知为这些服务买单的还是用户，代价则是隐私的泄露。
我们需要这样的创新吗？何种程度的创新是理想的界限？福尔猛烈抨击以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为代表的科技界“巨无霸”，指责他们挟“垄断”的优势压制思想的自由、个性的多元。“硅谷一统，世界归一”这是福尔为某一章起的标题，我们从中大可解读出那些实力超群的硅谷巨头企业正利用占据市场支配的地位，以各种方式去阻碍市场竞争的多样性。当渠道逐渐单一，声音也将变得单调，福尔的担忧正源于此。
从总体表达的立场来看，福尔的写作有尼古拉斯·卡尔《浅薄》、露西·格林《硅谷帝国》等作品的影子，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流露出对科技的不信任和对公司权力扩张的警惕。但在福尔这里，他更关心言论、思想和人文的世界。他写道：“科技公司正在毁灭独立思考的可能，这原本是我们的无价之宝。在它们创造的世界中，我们一直被注视，也总是被分心。通过数据积累，它们描绘出我们的思想，并在无形中引导大众行为来进一步增加它们的经济利益。”
富兰克林·福尔曾是《新共和》杂志的主编、知名的记者和作家，现供职于《大西洋月刊》。《新共和》是一家创办于1914年的政经评论杂志，在美国乃至全球具有至高影响力。2012年，《新共和》因缺乏资金投入不得不寻找新的金主。结果它迎来了新主人，一个来自硅谷,又是脸书联合创始人之一的克里斯·休斯。在这位千万富翁、科技新贵的年轻人带领下，杂志试图来一场脱胎换骨式的革新：重新设计了纸质版，变得看起来更加轻快、富有时尚感；拓宽了报道范围，使之不再像以前那样以华盛顿为中心；重视网络渠道的分发，开始发力点击率和订阅数。休斯带来的改变旨在增加杂志社的盈利能力，使其在商业而非智识输出上更具有竞争力。与此同时，为了获取更大范围读者、用户的关注，整个编辑部会被要求去刻意追求具有“病毒营销式”卖点的选题、报道。
在福尔看来，休斯偏离了杂志的办刊理念、报道立场和编辑方针。福尔所代表的是重视伦理传统、人文价值以及通过写作安身立命的一群知识分子。而休斯则是典型的硅谷人做派，是《技术至死》一书的作者莫洛佐夫笔下“解决方案主义者”的代表。他们遵守规则、注重效率、追求成效，善于利用各种新型的生产力工具完成任务。然而，一篇文章是否能通过流量来证明投入合理？一次写作是否都要考核成本效益？这根本上就是“观念的冲突”。假设沃尔特·李普曼生活在今天，他的专栏未必能跑得赢“10万+”的鸡汤文。
总之，在休斯执掌这本杂志的4年里麻烦不断，最终在2016年再次易主。其间，福尔主动提出辞呈结束了这次合作。这次经历，让福尔更有切身体会去反思科技巨头“侵入”新闻业后可能诱发的危险。比如，他参与了反对亚马逊对待作者及出版商做法的运动，但因亚马逊的“规模效应”和“一网打尽”的能力，几乎能左右书籍是否畅销，许多出版界高管和律师都不敢畅所欲言。2017年，在福尔转投到《大西洋月刊》担任记者后，写了一篇题为《当硅谷接管新闻业的时候》的文章，对大公司有损新闻品质、将品格与品位拉低的行为展开了极为猛烈的批评。而《没有思想的世界》则是对那篇文章的扩充、延续和提升。
最后，福尔提到了解决方案，他呼吁人们要放下“效率至上”，那曾是科技业最容易炫耀的成就。不过话说回来，这就能一劳永逸地杜绝“没有思想的世界”的降临吗？知识分子对时代的忧患和警觉其实并不会因为互联网的到来而加剧，许多问题的滋生也不是时代所独有。对巨头垄断的诘难通常能占据道德高点，也能换来大众的拥护和爱戴，但如何在限制技术恣意妄为的同时，又不阻碍科技创新，这才是更为艰巨的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