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风险，还是控制欲望——读格雷格·伊普《源风险： 为什么越安全的决策越危险》

　　《源风险》　　为什么越安全的决策越危险　　[美]格雷格·伊普/著　　谭浩/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9年1月出版

　　控制风险，还是控制欲望

　　——读格雷格·伊普《源风险：

　　为什么越安全的决策越危险》

　　⊙潘启雯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曾颁布过这样的一项政策法令：当林火出现时，森林管理员必须在第二天早上10点前扑灭。虽说近几十年来一场场的小型火灾被及时扑灭，但与此同时，大规模的森林火灾却依然频繁发生。比如，2002年，一场山林大火令亚利桑那州近百万亩森林毁于一旦，这场大火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了接下来10年森林火灾总损失的5倍。

　　为什么日常的灭火行动，反而导致了更大规模的火灾呢？在金融与经济新闻界打拼了20多年，先后就职于《经济学人》和《华尔街日报》的知名媒体人格雷格·伊普（Greg Ip）看来，无论是对经济体还是森林火灾，他们的“灭火”行动都大获成功，但正是这种成功播下了未来灾难的种子。同时，这也说明人类对安全感和稳定的需求存在根本性矛盾：人们为了更安全所做的种种努力，时常会引发抵消行为，让之前的努力化为泡影。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人类追求安全的种种努力虽然成功降低了风险，但也更激发了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欲望，反而累积了更大的风险。

　　伊普的专著《源风险：为什么越安全的决策越危险》围绕自然灾害、医疗、食品、体育、金融等话题进行对比研究。他发现：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社会活动，都在实现从“现在状态”到“未来状态”的变迁，都要面对不确定性。因而，惧怕风险、只基于“眼见为实”来决策，往往会错失可能正确的选择。要想在日益复杂的风险社会中生存和获利，必须要对风险有更为清醒的认知。

　　森林灭火的“悖论”

　　一直以来，稳定和安全都是文明社会最为关注的话题。人们都希望自己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生活更富足。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遭遇灾难性的金融危机、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和致命的安全事故。仔细观察灾祸出现前的人类行为，我们会发现，这些灾祸大多是人类追求安全的过程中出现的意外产物。

　　伊普通过对比调查研究找到了“积极灭火反而带来更大火灾”的内在根源：火灾是森林进行自我更新的必要手段。地表林火迅速点燃森林下的草地和经年累积的松针。嫩苗被烧死后，森林的密度降低了，但底部直径达4英寸的树木具有很强的耐火能力，有些树种甚至还需要火。例如，黑松的球果被树脂包裹，火灾产生的高温会让这些球果裂开，帮助黑松传播种子。通常条件下，这一过程每隔几十年就会重复一次。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伊普更有新的发现，人类的灭火行动改变了森林的特征：某些物种过分生长，抑制其他物种的成长；更多树叶、灌木和死亡树木留下的枯枝累积在森林地表上，为下一次火灾提供充足的燃料；越来越多本应被大火烧死的树苗存活下来，使得森林越来越浓密。随着森林密度不断增大，燃料越来越多，意味着一旦人类的灭火行动失败，火灾就会迅速蔓延，造成大的损失。

　　森林并非唯一受到人类干预行为影响的系统，许多其他生态系统和社会活动也具有类似特征。细菌就与森林类似。抗生素的出现曾经提高人们对疾病防控的预期。不少人始终相信自己可以控制甚至打败战场创伤、喉咙肿痛等各种疾病。然而，细菌与森林一样，对于人类的控制行为具有适应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变得更加危险。

　　抑制冲动是安全创新发挥作用的前提

　　在人类的技术史上，充满了因为对安全过于自信而引发的灾难。伊普对比研究也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类对安全的追求都很有效，不会产生相应的抵消行为。例如，用普通肥皂洗手不会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教导孩子过马路时注意来往车辆也不会使交通拥堵，但当提升安全性的努力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时，挑战就出现了。因橄榄球运动而发明的安全头盔就是个显例。

　　橄榄球运动内在的暴力属性既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引发争议的源头。第一场橄榄球比赛在1869年进行，当时球员还没有统一的球衣，更不用说比赛头盔。1905年，很多球员在这一赛季的比赛中重伤，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遂要求大学橄榄球项目的负责人进行改革。安全头盔的出现减少了牙齿撞崩、鼻子受伤以及颌骨骨折等伤害发生的概率，但是在教练眼中，橄榄球头盔更像是一件武器。他们让球员低下头，顶着头盔，像矛一样扎向对手。显然，头盔能够让球员避免某些严重的伤害，但又给他们造成更多其他伤病。当球员受到迎面撞击时，颈部会向后弯曲，缓冲掉一些撞击力，但当他低下头撞向对手时，颈部和脊柱就会连成一线，这时脊柱就要承受全部的撞击力。有人研究过1959-1963年和1971-1975年发生的橄榄球比赛受伤事件，该研究显示参与橄榄球运动的年轻人数量大约增加了60%，但四肢永久性瘫痪的球员增加了3倍，颈椎骨折脱位的病患增加了4倍。保护性头盔有效保护了头部，但当被作为一件撞击武器来使用时，却让运动员的颈椎暴露在巨大风险中。在1976年，全美大学体育协会禁止了在比赛中用头盔撞人的行为。

　　与安全头盔的发明和使用结果相映成趣的是，1975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萨姆·佩尔兹曼发表了论文《汽车安全监管的影响》。佩尔兹曼想知道，1966年以来的汽车安全创新是否达到预期效果，于是查看了机动车死亡事故的发展趋势，结果发现驾驶员死亡人数确实有所下降，但行人受伤和财产受损事件的增加抵消了前者的益处。佩尔兹曼的研究结果显示，安全带和其他安全设备降低了风险，却鼓励人们更多尝试危险驾驶。

　　通过对上述案例进行对比研究，伊普发现，当一项活动看起来更安全，人们就会更多地投身这项活动，或者以更危险的方式从事这项活动。设计者原本是希望这些预防措施能够降低伤亡概率，但其效果远低于预期。这是因为，提升安全性会纵容司机的不良驾驶行为，让本来谨慎的司机开得更加大胆。同样，CDS、MBS等金融创新，也鼓励了个人、银行和公司从事冒险行为，并将部分风险转嫁给其他人，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总体风险水平上升。

　　人类追求安全的种种努力，成功降低了风险，但也因此激发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过创新以减小风险的益处被抵消。这对未来的安全专家无疑是提出了一个重大挑战，如果付出的努力不能改变人们追逐风险的潜在冲动，就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综合利用“工程派”和“生态派”的优势

　　记忆和经验塑造了人类的行为。我们对危险的感知越敏锐，警惕性就会越强。在华尔街，敢于冒险的投资者能够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而对过去的危机心有余悸的人，容易在机会面前犹豫不定。当他们的业绩和利润表现不佳时，客户就会另找他人。这可以部分解释，华尔街为何总是出现令人痛苦的流氓交易员、大崩溃和“庞氏骗局”。

　　人们对危险的感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这是人类的本性。为了对抗这一本性，风险管理者、经济学家和监管者将历史教训融入他们的设计和制度中。然而，在处理森林火灾所面临的困境，与处理金融危机如出一辙。伊普将那些插手干预的人称为“工程派”，而把那些喜欢保持灵活性，从而避免人为干预导致的非预期后果的人称为“生态派”。伊普谨慎地保持着与这两派人士的距离，没有参与他们之间的“拔河比赛”。

　　对安全性的追求，是个不断变化的目标，“工程派”和“生态派”在相互竞争中不断提出各种解决办法。“工程派”满足人们的控制欲望，消除不确定性给人们带来的焦虑感。与此对应，“生态派”很清楚，森林、细菌和经济体都具有无法抑制的适应能力。人们为了抑制风险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有可能带来新的风险。人们很自然会去关注过去遭遇过的危险，并为此做好准备，但是风险的本质就是瞄准被人们忽略的脆弱之处，出其不意而攻之，摧毁人们辛苦建立起的安全感。

　　伊普坚信，只有在风险与稳定间作出正确的平衡，才能将每一点不稳定因素所释放出来的创新力量发挥到最大程度。“我们花费100年才明白，想尽办法扑灭每一场火灾，只会带来更多、更大和更致命的大火。解決办法不是放任不管，而是专注于让小火灾不要伤及附近居民，以便节约资源，对付更大的火灾；我们对待抗生素的态度不应是禁用，而是慎用。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致命细菌出现时派上大用场。”

　　在伊普研究视野中，美联储是具有“生态派”基因的组织，它的使命就是结束恐慌、衰退和通胀。然而，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美联储常常为下一场危机或衰退的到来埋下隐患。它不应停下抗击经济衰退和危机的步伐，也不应该干预所有危机。

　　“工程派”和“生态派”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展示着人类最优秀的文明。伊普认为，我们没有必要选择支持哪一方，而应该综合利用两个学派的优势，致力于消除重大灾难，接受适当的风险和不稳定，以获得长期的收益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