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官员：IMF改革后中国话语权获大幅提高
中国证券网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7日宣布，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已正式生效。中国份额占比将从3.996％升至6.394％，正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IMF第三大股东。
对此，IMF秘书长林建海与经济学家刘菲1月29日在经济参考报撰文，解读IMF的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方案。
文章表示，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赋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话语权，不仅是增强IMF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关键，也对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结构的变革、提高这些国家在重大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代表性有着深远意义。
文章强调，2010年改革对中国来说意义更加重大。此次改革使中国跃居为IMF第三大股东，大幅提高了中国在IMF的话语权，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
以下为全文：
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国际经济话语权
——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
编者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7日宣布，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已正式生效，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份额占比将从3.996％升至6.394％，正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IMF第三大股东，而IMF执董会成员也将首次全部由选举产生。这标志着IMF治理向着更好体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方向迈出重要一步，并将加强IMF的信誉度、有效性和合法性。
本报第一时间特邀IMF秘书长林建海与经济学家刘菲共同撰文，独家详细解读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
●2000年前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大约是1/3；而在2000-2007年期间，这一比率上升到1/2。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如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0%。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赋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话语权，不仅是增强IMF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关键，也对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结构的变革、提高这些国家在重大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代表性有着深远意义。
●2010年改革对中国来说意义更加重大。此次改革使中国跃居为IMF第三大股东，大幅提高了中国在IMF的话语权，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
IMF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的生效大幅提高了中国在IMF的话语权，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更大的话语权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意味着中国在推进国际合作、促进共识上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肩负着继续改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治理、把握发展战略方向的重担。
继人民币被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篮子后，华盛顿又传喜讯，IMF 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终于得到解决，于2016年1月26日全面生效。这次改革使中国跃居IMF第三大股东，大幅提高了话语权，意义重大。为此，有必要从六个方面对IMF 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的来龙去脉以及对中国的重要性进行深度解读。
IMF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有什么关系？
IMF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关系，需要从其职能谈起。IMF成立于1944年，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以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为基础的国际支付体系，避免类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混乱，并以此为基础促进国际贸易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在发挥其职能和作用的过程中，IMF充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消防队”的角色，对危机国家和出现临时性国际支付困难的国家提供信贷支持，稳定并恢复经济增长。
IMF有三大职能，第一是与成员国或地区进行双边和多边的经济政策磋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增长前景做出评估和展望，并提出应对措施，包括财政、货币、汇率政策、金融体系和其他结构性改革。IMF现有188个成员国，每年有上百个国别报告和几十份区域性和全球性经济报告。
第二个职能是为受危机冲击的国家提供融资，帮助其渡过经济难关。IMF有两类贷款，一类是依据市场利率提供的资金，另一类是以优惠条件（低息或无息）向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截至2015年底，IMF向近40个国家提供了总额近16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其中对危机情况较重的希腊融资达367亿美元，对乌克兰融资175亿美元。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一旦陷入困境，很难继续在国际资本市场借债。这时候IMF对成员国的融资帮助，不仅给危机国注入迫切需要的资金，也带动其他官方和民间信贷。
第三个职能是向成员国提供无偿技术援助，帮助成员国改善机构治理，提高运作能力，并向成员国官员提供诸多培训计划等。
自二战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形成以来，IMF可以说是该体系的核心。IMF的建立促进了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的稳定，尤其是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深度参与，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危机进一步恶化和传递。此外，IMF还起着推动国际贸易发展，促进就业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作用。它的经济监督范围也从最初的国际收支状况，扩大到各成员国的货币、财政、金融、汇率、债务和生产结构性政策的方方面面。
鉴于IMF的重要职能和作用，其份额和治理机制及改革也与全球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息息相关。2010年改革生效后，IMF份额，也就是自有资本翻倍，达SDR 4770亿（约合7000亿美元），大大提高IMF在预防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可用的信贷资金。与此同时，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增加，2010年改革赋予它们在IMF更大的话语权，这对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这些国家在重大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代表性有着重要意义。
IMF的治理结构如何构成？份额、投票权、SDR之间有什么关联？
当一国加入IMF时，它分配到一个初始份额。这个初始份额与该国的经济规模大致相当。份额的25%必须以SDR或SDR篮子货币（以前包括美元、欧元、日元或英镑，2016年10月1日起也包括人民币）缴付，其余以成员国本币缴付。SDR是IMF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用以补充官方储备的国际储备资产，也是IMF和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记账单位。IMF成员国持有SDR，当国际支付需要时，可以通过IMF的安排，或其成员国之间的自愿交换安排，以SDR换取国际上可自由使用的货币。
份额发挥三个关键作用：一是决定成员国在IMF投票权的大小；二是决定成员国向IMF借款融资的额度；三是决定成员国得到SDR分配的多少。
与其他全球性机构一样，IMF的治理至关重要。理事会是IMF最高决策机构，由每个成员国任命一名理事和一名副理事组成。理事通常是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理事会将其大部分权力授予IMF执行董事会。执行董事会负责执行IMF的日常业务，包括经济监测、批准信贷项目、审查IMF政策管理框架、选举任命IMF总裁等。执行董事会由24位执行董事和总裁组成。在2010年改革生效之前，其中5位执行董事是指定产生的（份额居前五名的成员国可各自指定一名执行董事），其他19位执行董事由其选区成员国选举产生，2010年改革生效后，所有24位执行董事都要由选举产生。IMF总裁兼任执行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会是沟通成员国与IMF的桥梁，是IMF政策制定和指导的重要组成部分。执行董事们一年要召开400余次会议，围绕成员国经济状况、全球经济前景、IMF信贷政策、融资来源、国别信贷等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提出建议和决策。
达成共识在IMF决策中非常重要。从理论上讲，IMF大部分日常决议只需要拥有50%以上投票权的执行董事通过即可，涉及一些主要财务政策的议题需要拥有70%以上投票权的执行董事通过。但若要更改IMF协定、SDR分配等更根本的内容，则需要85%以上投票权的执行董事通过，甚至是理事会投票决定。但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决议，尤其是涉及所有成员国的经济政策，需要在执行董事会上，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达成一致的共识，而并非机械地执行多数通过这一条件。因为IMF通过的每一项政策，都会从不同程度上对188个成员国产生影响，只有搭建在充分民主共识基础上的决议才会被成员国充分接受和实施。
IMF历史上进行过这样的份额、治理改革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它需要定期，通常每五年，进行份额总检查。IMF自成立以来不断地对其份额和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如今已经进行了十四次份额总检查。份额改革和调整的幅度主要从成员国国际收支需要和IMF是否有充足的资金来满足这些需要这两个方面来评估。因此，份额总检查不仅要补充IMF份额资本，也可以调整成员国份额分配，以更好地反映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2010年改革是IMF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根本性的治理改革，也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调整。
2010年改革如何提高新兴市场的话语权？
二战以后全球性多边金融机构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这反映了当时的世界经济格局。1947年3月1日，IMF开始正式运作时有40个成员国，总份额约77亿美元。其中美国拥有32%的投票权，英国15%，中国6.6%，法国6.3%。
2010年改革包括份额和治理两方面。首先，份额分配比例显著调整。超过6%的份额将转移到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调整更加明显，中国将成为IMF第三大成员国，投票权从现在的3.08%跃升到6.07%。美国仍为最大股东，拥有约16.5%的投票权。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都将位列IMF十大成员国，另外五大成员国是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
其次，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修订，执行董事会的合理性和民主性将有显著提高。欧洲发达国家将减少两个执行董事会席位，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相应增加两个席位。这一改革也结束了长达70余年的“指定董事”的做法，24名执行董事将完全由选区成员国选举产生。
2010年改革为何“好事多磨”？
2010年改革的生效需要同时具备三大条件：第一，拥有不低于70％的总份额的成员国必须同意增加份额；第二，不低于五分之三的成员国（113个）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修订案；第三，这些成员国必须占85％以上的总投票权。
从程序上看，成员国同意“增加份额”和接受“修订《协定》”要求的法律程序也不尽相同。同意“增加份额”通常需要财政部长或央行行长签署相关文件即可。然而，修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涉及的是更深层的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修正，也是对国际协议的修正，因此不仅需要政府首脑签字，更重要的是需经国家立法机构批准，难度可想而知。
取得成员国批准的整个过程可谓艰辛诸多。一开始批准的过程虽平稳但进展缓慢。在大家的努力下，前两个条件——不低于70％的总份额的成员国同意份额增加，和不低于五分之三的成员国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修订案——在2012年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之际顺利达成。然而，接下来的困难就在这第三个条件——不低于五分之三的成员国必须占到85％投票权上。因为美国拥有近17%的投票权，美国国会不批准改革，即使IMF其他187个成员国全部同意，也达不到85%这一标准。虽然美国政府对这项改革表示支持，但涉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修订案的立法却在美国国会踯躅不前，陷入僵局。
为此，IMF利用各种机会表达IMF份额与治理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并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和美国政府和国会代表直接沟通。九层之台，起于垒土，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的到位，可以说是一个滴水成冰的过程。经过多方面不懈的努力，2010年改革的法案终于在2015年底获得美国国会批准。
2010改革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和中国有什么意义？
70多年来，IMF从二战后的经济混乱中诞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几十次金融危机。可以说，它出生于危机，成长于危机。是什么成就了IMF的经久不衰？原因很多，可以说，敢于面对批评、灵活适应变化、时常改革创新是其维持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核心的关键，也使它成为全球金融体系规则制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不论是从贷款总额，从经济监测的深度和广度，或是从技术援助范围，IMF都在不断思考、创新、成长。尽管可以说如今的IMF较之前更加成熟，从很多角度，特别是治理结构、职员多样化方面来看，仍有诸多地方需要改善。2010年改革的生效，正是这一过程中重要的一步。
如今，全球经济处在转轨之中，经济力量从西方向东方和南方转移。在过去几十年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不断增加，国际地位也迅速上升。2000年前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大约是1/3；而在2000-2007年期间，这一比率上升到1/2；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八年以来，这一贡献率上升到3/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如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0%。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赋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话语权，不仅是增强IMF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关键，也对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结构的变革、提高这些国家在重大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代表性有着深远意义。作为一个全球性机构，合理有效的治理结构是保证IMF和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一致的重要基础。同时，顺应发展潮流也需要进一步提高IMF职员队伍的国际代表性。近些年IMF里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职员逐步增加。中国职员人数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不足十人增加到如今的150位左右。即使如此，中国职员在IMF的代表性仍然不足。IMF总裁拉加德女士在访问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时就表示：“我鼓励在座各位考虑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比重和增长速度来看，IMF的治理结构仍需追赶时代发展的步伐。2010年改革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但绝不是最后一步。
2010年改革对中国来说意义更加重大。此次改革使中国跃居为IMF第三大股东，大幅提高了中国在IMF的话语权，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影响力。尤其是在IMF这样一个有着遍布全球化成员国的国际机构，中国的观点、建议和贡献将会迅速传达到所有成员国，并对他们的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说：“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从另一个方面看，更大的话语权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意味着中国在推进国际合作、促进共识上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肩负着继续改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治理、把握发展战略方向的重担。
（作者简介：林建海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长；刘菲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秘书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