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粗放型和集约型二分法是刻舟求剑

2014-02-07 07:35:04

　　高端视野

　　资本是中国GDP增长率的最大贡献因素，但中国经济的TFP表现也令人印象深刻，这一现象无法用粗放型增长模式解释。从1994年到2009年，中国平均每年GDP增长9.6%，劳动生产率增加8.6%，TFP提高2.7%，资本-劳动比率增加5.5%。

　　需更进一步分析资本扩张和TFP之间的长期关系，但二者不可共存的理论有严重缺陷。应当考察到底是什么推动了TFP增长，这将有助于中国决策层设计出更有效的制度规划。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

　　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来扩张迅猛，但如今人们广泛认为其增长模式已经达到了极限。中国最高领导层也承认需要做出改变。对于新增长模式的具体内容，人们还有一些分歧，但各种方案之间并无明显差异，因为当前模式建立在不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已成为压倒性共识。在需求端，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该从投资拉动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增长。供给端的建议更是毫无异议——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即从基于资本积累的模式转变为效率推动模式，而衡量效率的标准则是全要素生产率（TFP）。

　　这些建议大概是受到了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对东亚经济体（特别是新加坡）的“苏联式”粗放型增长批评的影响。当时，杰弗里·萨克斯提出过异议，他认为东亚模式的效率远胜于苏联模式，因为在前者，市场分配投资要比计划者分配投资有效率的多。然而尽管如此，萨克斯仍遭到了些许诟病。

　　克鲁格曼的文章发表不久，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开始将大约30年前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增长模式归类为“粗放型”，因而认定它有问题。这一观点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呼吁中国经济向集约型、效率推动型增长转变，这一呼声在2011年中国GDP增长出现减速后更加高涨。

　　但实证研究表明，这一观点存在一个根本性的自相矛盾之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TFP平均年增长率达到近4%。如果TFP年增长率只有1%-2%的美国经济可被认为是效率推动型，为什么中国不是？更重要的是，如果随着趋同效应等主要推动力的减弱，预期中国未来的TFP增长将减缓而不是更高，那么中国未来的增长要从要素驱动转变为主要由效率驱动该意味着什么？

　　我们来看看事实。世界银行的路易斯·库伊斯指出，从1978年到1994年，中国平均每年GDP增长9.9%，劳动生产率增加6.4%，TFP提高3%，劳动-资本比率增加2.9%。从1994年到2009年，平均每年GDP增长9.6%，劳动生产率增加8.6%，TFP提高2.7%，资本-劳动比率增加5.5%。

　　类似地，德怀特·珀金斯和汤姆·罗斯基发现，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GDP年增长率为9.5%，而资本投资增长率为9.6%，贡献了44.7%的GDP增长。2005年，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力占比增加到2.7%，贡献了16.2%的GDP增长。TFP增长率为3.8%，贡献了40.1%的GDP增长。

　　资本是中国GDP增长率的最大贡献因素，这毋庸置疑，但中国经济的TFP表现也令人印象深刻——而这一现象无法用粗放型增长模式解释。事实上，日本的TFP增长率即使在经济高峰期也从未达到过如此高的水平。甚至在东亚经济体中TFP表现最出色的中国香港，在1960年到1990年期间的平均年TFP增长率也只有2.4%。

　　中国的TFP贡献了35%-40%的GDP增长，而东亚“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这一比例，估计只有20%-30%。至于前苏联，即使在最佳年份，TFP也只贡献了GDP增长的10%左右。

　　有人可以质疑说，中国TFP对GDP增长的贡献尽管远高于其他所谓的“粗放型”经济体，但仍低于集约型的美国经济。美国经济的这一比例超过80%——有人或许会援引这一差异证明不能将中国经济归类为“效率驱动型”是合理的。但这一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中国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GDP年增长率，而美国的年增长率平均只有2%-3%。

　　如果那些希望中国增长模式转型的人只是希望让中国的TFP对GDP的贡献份额增加到美国的水平，那么中国年GDP增长率就应该降到5%以下，比其潜在增长率低3个百分点。不然的话，若GDP增长率为8%，则TFP必须每年提高6.4%，从而使得TFP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的水平。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过去30多年卓越TFP增长表现的主要发动机——包括市场经济改革、人均收入的趋同效应和吸纳外国技术等，正在逐渐失去增长动力。

　　所有这些引出了一个简单问题：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模式真的存在吗？也许这只不过是快与慢、卓越与平庸之间的差别。

　　根据这一观点，如果某个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卓越的增长表现，其原因一定是它提供了比发达经济体更好的资本扩张机会。毕竟，投资机会与人均资本存量水平呈现反比关系。在这一点上，克鲁格曼是正确的，投资驱动的增长大体上是通过汗水而不是灵感实现的。但即便如此，又能怎么样？

　　一些亚洲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包括中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同时经历了投资驱动的增长和TFP改善，这一事实可以用TFP的改善提高了投资回报、进一步加速了资本扩张这一事实来解释。尽管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分析，以澄清资本扩张和TFP之间的长期关系，但显然人们长期所接受的二者不可以共存的理论有严重缺陷。

　　简而言之，对于亚洲经济体，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二分法纯属刻舟求剑。更有意义的是需要考察到底是什么推动了TFP增长，明白这一点有助于中国决策层设计出更有效的制度规划，以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