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雾霾关键在于实现能源革命,而能源革命的关键在于能源消费主体的观念革命。作为能源消费主体的政府、企业、社会,应“三位一体”革新观念,共同推动能源革命。

  革新旧理念树立新的能源消费观

  我国能源消费存在四大问题:

  一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但人均消费量较高。

  我国资源从总量上看比较丰富,但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7%、5.4%和7.5%。近年来,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较快,随着未来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提速,我国近中期能源消费还将继续增长,资源约束矛盾将进一步加剧。

  二是能源消费总量大、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大。

  从2000 年到2011 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14.6亿吨标煤猛增到34.8 亿吨标煤,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偏高,从2000 年到2011 年平均为0.77,而发达国家一般不超过0.5,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度高,能源效率低。

  此外,我国能源消费强度高。2011年,我国GDP约占世界的8.6%,但能源消耗约占世界的19.3%,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 倍、美国的2.4 倍、日本的4.4 倍,也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能源消耗居高不下。

  单位GDP能耗畸高,这与我国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有很大关系。在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在工业内部结构中,高耗能行业所占比重过高。2013年,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43.9%和46.1%,虽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第三产业比重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重工业占工业产值比重超过70%,超过日本、德国、美国等在工业化过程中曾达到的峰值。正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制约了能效提高,特别是高耗能重化工业发展过快、比重过高,导致了能源消耗的强劲增长。

  四是环境承载力日渐脆弱,油气依存度不断上升。

  大规模雾霾天气折射出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尴尬困局。随着未来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提速,近中期能源消费还将继续增长,资源约束矛盾也将不断加剧。近几年我国石油消费缺口每年达2亿吨以上,对外依存度从本世纪初的32%迅速上升至目前的57%,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接近30%,以油气品为代表的能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近中期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

  以上国情充分说明,大量的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使得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支撑力和环境承载力受到极大威胁与挑战。能源消费过快上升倒逼能源节约。节能不仅具有重要的生态环境价值,而且具有道德价值,符合效率原则,攸关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节约能源实际上就是生产能源,我国能源消费节能潜力巨大。无论是生产用能还是生活用能,都属于能源消费的范畴。从理论上讲,能源消费的基本公式应该是:能源消费量 = 节能量 + 能源供给量。

  在能源消费量既定的情况下,节约的能源就等同于生产的能源。因此,不少国际组织和专家将节能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核能等能源并列,称为“世界第五大能源”。

  在当前的能源消耗中,有相当部分是由于观念不到位、行为不到位而产生的不合理消耗,把这部分不合理的消耗减下来,切实“瘦瘦身”、“减减肥”应该作为能源消费革命的首要任务与举措。我国节能潜力巨大,以往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对节能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近几年,我国将节能优先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开始控制能源强度和消费总量。但资金投入不够,行政手段多,市场手段少,还没有建立起从企业到个人自觉节能的长效机制。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需要我们更新观念,树立新的能源消费观,下大力气挖掘节能潜力,着力提高能源转换效率、使用效率和产品的节能效率,构建节能型生产消费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消费模式的转变。

  从行为经济学角度讲,经济活动的结果最终取决于经济主体的行为取向。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指出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这为政府转变传统调控模式、转变传统管理思维指明了方向。

  政府要更多的发挥其在政策引导、产业规划、市场监管等方面的作用,减少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而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转变发展理念是其转变生产方式的前提,要摒弃传统单纯追求经济利润而忽视社会责任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践行绿色发展,实现节能增效;社会公众作为参加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要摆脱过去陈旧观念的束缚,提高节能意识,转变不合理的生活消费方式。因此,我们从能源消费主体的维度,分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三个层面分析如何做到观念革命,从而推动能源消费革命。

  政府:正确舞动指挥棒

  政府具有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政府的公共政策基调犹如指挥棒,对能源生产和消费全局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中央政府要革新发展理念。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在其名著《短缺经济学》中深刻揭示了计划经济的体制痼疾,指出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鼓励了不负责任的借贷、投资与扩张行为,并导致“投资饥渴症”。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将追求GDP的规模和速度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这种政绩观必然带来资源能源的高投入,生产规模的盲目扩张。实际上,经济增长有其内在规律,并不是投入越大产出就越高。

  从经济学角度讲,经济增长与要素投入之间存在一个“均衡点”,越过这个点,投入反而会成为产出的减函数,出现“规模不经济”。或者说,经济发展存在一个“潜在增长率”,当实际增长率等于“潜在增长率”时,资源配置最优,要素投入最优,经济实现最优发展轨迹;当用行政的办法不切实际地拉动经济增长、超过“均衡点”或“潜在增长率”时,带来的往往是能源消费量的过度消耗,使得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大打折扣。

  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必须将经济发展理念从追求数量和规模转向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能源消费约束下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方式,将单位GDP资源占用、能源消耗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激励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降低能源消耗和保护生态环境。改变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成体制,改革地方税制,从根本上扭转地方政府热衷推动经济增长的行为。

  地方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在传统的经济发展理念下,地方政府热衷通过上大项目、高投资竭力做大GDP,形成“政绩=GDP规模=投资”的怪圈,造成大量能源、资源浪费。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地方政府必须摒弃GDP主义,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作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应按照十八大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部署,摒弃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计社会效益、资源和环境代价的粗放式发展模式。

  科学引导经济结构调整方向。

  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也是降低能源消耗的必然之举。国家宏观政策要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方面科学引导经济结构调整方向。

  在需求结构方面,应优化产品出口结构,减少高载能产品的出口。由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产业链低端,我国生产同样单位价值的商品需要耗费更多能源,近几年,直接和间接出口的一次能源已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1/4。我们出口的基本上都是能源投入高,产品附加值低,能源密度高的商品,而进口的却多是科技含量高,能源投入少,产品附加值高,能源密度低的商品。因此,我国需进一步加大对出口领域节能的重视,引导出口转型升级,改善外贸结构,推动外贸发展从能源和劳动力密集型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转变。

  在产业结构方面,应降低第二产业和高耗能产业比重。根据国家能源局相关研究,如果我们降低第二产业一个百分点,相应提高第三产业一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可以降低一个百分点。据我们测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15到2030年,第二产业降低一个百分点,能源消费总量减少 0.5-0.84亿吨标煤。按照2010年GDP当年价格推算,如果2020年第二产业比重从2010年的46.7%降至45.1%,则可节约0.9亿吨标煤;如果2030年降至42.3%,则可节约3.7亿吨标煤,通过改变产业结构节约能源的效应十分显著。

  在区域结构方面,应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区域布局,减少因长距离输送带来的不必要的能源损耗。我国能源分布与能源消费呈逆向分布,长期以来形成了能源的大规模远距离输送的能源消费格局。这种能源消费格局使西部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也满足了东部优先的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要求,但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电力线损、油气管网损耗,以及铁路运输的巨大压力。

  如果将一些高载能的产业布局于中西部的资源能源富集地,或在体制上松绑,允许小规模分布式就地消纳的分布式能源遍地开花,那么很多不必要的能源输送损耗将会省去,产业格局、区域发展格局都会发生积极变化,城镇能源消费模式也会随之变革。

  让能源政策实现“柔性”转向。从近几年的能源消费增长情况看,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40亿吨标准煤的目标不被突破很难。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为避免类似拉闸限电的本末倒置式节能行为再次发生,能源政策应改变过去偏重刚性的、行政指令性的调控,注重指导性和规划性,更多采用经济激励、市场机制的柔性政策。总量和强度控制是能源节约的结果而不应作为手段,不宜实施分解指标和“问责制”,因为其本质上不是一种市场化的长效机制,容易使政策效果“跑偏”或导致地方政府“反弹”。

  从长期来看,可以通过调整资源税税率、计征方法、开展碳排放交易等经济手段进行调控,改革体制机制释放制度红利,加快技术创新,多管齐下降低能源消费总量消费强度。同时,将能源消费的存量和增量分开,核定存量,合理控制增量,新增项目必须是低能耗、低排放的项目,国家设定相应的技术标准,以此来取得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改革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方式。

  目前,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考核,往往侧重对总量和规模的考核而缺乏对其单位资产经济效益的考核,致使企业一味追求做大做强,导致效率低下,浪费现象严重。引导国有企业专注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需要改革对国企的传统考核方式。考核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量排名”、“发电装机总量排名”等规模指标不应有过高权重,避免“资产总量末位淘汰”这类可能促使某些企业非理性发展的政策。

  改革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增加效益、效率方面的指标与权重,特别是对单位能耗与排放指标的考察。同时,需要严格区别对竞争性业务和自然垄断业务的不同考核方式,对前者考核单位资产利润率,即考核其经济效益;对后者考核其经营效率,例如单位资产输配电量、单位资产的输配气量等。

  企业:能效就是竞争力

  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居民生活用能和农业生产用能不到15%,而以企业为主体的工商业消耗了85%以上的能源。因此,企业能源消费观念的转变是能源消费革命的关键。对企业来说,重点是树立以提高竞争力为主的企业发展理念,转变企业发展方式。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的经济支柱,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重要部门中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在进行能源消费革命,实现节能增效的目标上,国有企业更应该积极发挥带头作用,转变发展观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一个理念是,企业发展应从注重规模扩张向提高国际竞争力转变。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对企业而言,基于行业地位和能力的竞争优势日益重要。企业很难再像过去那样雇一些工人开一家工厂,然后模仿其他企业以获得竞争优势。劳动力市场不再由农民工和初次上岗的年轻人来主导。企业规模及其在现有产业群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终端市场和品牌认知越来越稳定。

  基于以上变化,只在必要情况下扩大现有运营规模和现有组织将不再可行,而且无法满足发展的要求,新形势下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须以提高竞争力为宗旨。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竞争的日趋激烈,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企业应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加快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加强技术和管理创新,强化节能减排,提升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

  第二个理念是,企业发展应从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依靠技术管理创新转变。

  发展方式粗放是我国企业通病,盲目扩张,“贪大求洋”、“大而不强”、“大而不精”、“大而不优”的情况普遍存在,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光伏行业的“标杆”企业——无锡尚德的盛极而衰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尚德产能曾在过去十年中扩张了240倍,在美、德、日、澳等国拥有多家分公司和研发机构。但产能的粗放式增长背后主要依赖于银行的贷款资金支撑,企业最终在快速扩张债台高筑,难以为继。

  第三个理念是,企业发展应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向兼顾社会责任转变。

  将节能减排作为自觉行为,做受社会尊重的企业和企业家。根据熊彼特的定义,企业家的功能是:“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者更一般地利用一种未经试验的技术可能性,来生产新商品或者用新方法生产老商品;通过开辟原料供应新来源或产品的新销路,以及通过改组工业结构手段来改良或彻底改革生产模式。”而克雷格·霍尔进一步指出,“企业家不仅是社会的革新者,更是社会责任与信用关系的维护者,并且致力于推进社会进步。”

  在这方面,华能集团走在了行业的前列。华能集团自2004年起,就在我国发电企业中率先提出了“绿色煤电”计划,旨在研究开发、示范推广能够大幅度提高发电效率,达到污染物和CO2近零排放的煤基发电系统。华能集团把绿色发展作为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坚持节能减排的产业政策,依靠严格管理和技术进步,挖掘节能降耗潜力;提高能源、资源清洁高效利用水平;致力生态保护,实现环境友好。而在追求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华能集团的企业效益也有了明显提升,2012年,华能集团实现利润同比增加59.3亿元,经济效益创历史最高水平。从华能集团的实践可以看出,企业要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必须要转变发展理念,做负责任的企业,而走节能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不仅仅是实现企业社会价值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选择。

  社会:勿以善小而不为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崇尚节俭、反对浪费的国度。在2000多年前的《左传》中便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的训诫。可是,进入现代社会,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挺高,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勤俭节约这一优良传统已被大多数人所遗忘,奢侈、浪费已成为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现象,铺张炫富似乎已成为一些人的个人价值观。而近两年来媒体曝光的“舌尖上的浪费”、“包装浪费”、“奢侈品浪费”案例层出不穷,其数额之大令人触目惊心,扼腕痛惜。

  可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2年我国人均GDP仍排在世界近90名,人均可支配收入还要靠后许多名。按2011年提高后的贫困标准(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年)计算,我国还有约1.2亿的贫困人口,许多农村地区群众受到物质匮乏和营养不良的困扰。

  社会公众应从观念和行为入手,切实树立节约的理念,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第一,要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新消费观。

  各种“浪费”背后均是资源能源的巨大浪费。推动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必须转变消费理念,努力营造节约为美的社会新风尚。大手大脚、片面追求奢华的背后反映出一些消费者盲目攀比,推崇外表、忽视品质的消费心理和“好面子”的心理特征。刹住奢侈浪费之风,需要全社会转变消费观念,从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机构做起,让节约成为“面子”的新内涵,成为社会的主旋律。

  第二,践行“低碳节能、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除了让节约为荣、浪费为耻的消费观念深入人心,国家还应加强制度层面建设,探索建立厉行节约、杜绝浪费的长效机制,引导全社会、全民践行低碳节能的生活方式,如倡导低碳、绿色出行,节电节水,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各级政府应严格执行中央的“八项规定”和“六项禁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大监管力度,同时制约公款消费,遏制公款送礼之风。行业组织应制定本行业发展相关标准,提高全行业形象和产品质量,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和倡导作用,增强社会责任感,注重可持续发展,多策并举解决过度包装、奢侈浪费问题。

  转变消费观念,改变消费模式对能源消费总量的影响是巨大的。仅通过随手关灯,重复用水等日常生活中一些习惯的改变,就能节约可观的能源。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每节约一度电,就可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节省4升净水,减少0.272千克粉尘,减少0.03千克二氧化硫的排放,而节约用电,转变电力消耗模式,既有利于减少污染,更可节约社会对电源、电网投资,提高电力资源利用效率。

  比如,增加1千瓦的供电能力,社会需投入1万元,而节约1千瓦的电力仅需投入500至2000元。另一方面,如果平均每个月少开一天车的话,一年下来就能节省44升汽油,能减少98千克二氧化碳排放量。以2012年的数据为例,全国有5308万私人轿车,每辆车每月只要少开一天,全国就能节约汽油24.5亿升,也就相当于减少537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