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西庆
和讯网消息 近日，由长江商学院投资研究中心主办的“2014年长江青年投资人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不同投资领域的近20位嘉宾将围绕海外证券投资、新型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等热门话题进行讨论。前中投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高西庆表示，经验挑战是很大问题。他指出，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投资者教育问题，投资者教育要多宣传，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赔钱。
高西庆还表示，很多国家和地区现在喜欢中国的钱，而不是中国的人，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要抱着一个开放的心态，要努力遵守这样的游戏规则，逐步适应发展，只有先进去发展壮大了才能够改变游戏规则。中国海外投资的机会与挑战作出深入解读。
目前，国家规定中投公司只许到中国境外投资，不能在中国境内投资。而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找一家和中国没有千丝万缕关系又适合投资的公司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这使得中投公司在投资标的的选择范围上相当地纠结。
高西庆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抱着谦卑、学习和敬畏的心态。毕竟企业的使命不是去打破规则，而是在面对发展历史悠久的海外资本市场时，纵使有很多不合理不公正的规则，仍先尝试着去融入、去合作。
以下是高西庆发言实录：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这几年面临的市场挑战很多，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中投公司是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企业。有这么一家企业，只许到中国境外投资，不能在中国境内投资，它就是中投公司。中投公司成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国家外汇储备过多的问题，2007年成立时确定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只许在境外投资。
然而，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所有大的经济体里面，能够像中国保持这么高发展速度的没有几家。在这种情况下，要找一个企业跟中国完全没有关系还真不容易，再加上中国经济本身这么大的体量，要找一家和中国没有千丝万缕关系又适合投资的公司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中投这么大的公司，我们投资的基本原则或底线有两条，一是每笔投1亿美元以上，二是投资额不能超过任何一家企业控股权的10%以上，特殊情况的可以稍微超过一点。如果是10%以下，又是1亿美元，这个项目至少在10亿美元以上，要找这样的企业在经营业务上跟中国没关系是非常不容易的，使得中投公司在投资标的的选择范围上不得不面临很多让人纠结的挑战。
挑战有两方面
目前，监管方面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内。中投公司不可以在国内投只能出去投，如果投大量的PE私募基金，只能做LP有限合伙人。中投和国外PE签约时明确，原则上不能投中国。全世界最大的PE，有哪一家在中国没有业务？尤其最近这五年来，所有最大的外资企业，基本在中国都有业务，而且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谈判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原则上不超过15%，最后是20%。过了这个线就不投了。为了这个事情很纠结，争来争去，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在投资领域里没有那么清楚的黑白分明画的线。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叫作自缚手脚。像中投公司这样的机构在全世界不多，全世界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在资产规模上排前几名，而这些公司中没有一家像有中国这种规定：“只可投国外不能投本国。”像挪威是石油基金，原则上不投石油，投石油已经没有意义，因为钱就是从石油储备里拿出来的，这个不投有道理。但并不是只投外面，因为挪威太小了，就几百万人。更多的主权财富基金规定至少有多少要投在国内，这些投资必须对国内经济增长有所帮助。从这一点上说，我们在国内层面的监管挑战还是很大的，到今天为止，这点仍然是相当纠结的事情。现在中投公司为这事发愁，具体怎么落实，这是一个挑战，但这只是挑战的一小部分。
不过，中投公司面临的挑战更大一部分在国外，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理论上都可以进行投资，目前中投有投资的国家差不多有100个左右，大国小国都有。国外的市场并不是以地理面积计算，有的地理面积可以很大，人很少，能够投的工业、商业很少。中投公司成立早期分配投资资产，很简单，就是按照所谓资本市场的比例来算，这些都是完全可以量化的。美国资本市场占全世界资本市场的60%以上，美国市场这么大，产业流通性这么好，不投它，就要冒很大风险，全世界资本市场整体中可能会损失一块。还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有二十三四个国家。
尽管主权财富基金在世界上已经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但是中投公司成立没几天，我们就发现很多国家的政治家在说中投的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就不仅是一般国际市场的挑战，比如经验不足，人才不够，文化上不够理解等等。国有企业在国内投资，如果出了问题大家可以一块儿解决，去争议，到了外面谁也找不着。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说，我们是很公平的，我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有规则。我的运动场是很平的，对两方都是一样的，不会说这边球场高一点往那边好踢。这几年的经验，我们发现这个球场不怎么平，需要的时候是平的，不需要的时候就不平了，这一点我们体会很深。
一年多前我们碰到的一个案例，让我们觉得极为生气，非常郁闷，最后没有投成，就是因为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强烈干预。在中国的机制里有一些事情说不清就算了，可是到了国外，很多人感觉，那儿拥有一个透明的机制，是一个可预测的机制，是一个可以讲理的地方。我说，真别太天真了，我是学法律的，尽管那边可预知性比我们高。其他国家方面，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洲的法国和英国都有这样的限制，但通过我们的不断解释、不断做工作后有所改善。
国际上的游戏规则是大家公认的，这美元不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我们作为新来者，在人家的市场上要按人家的规则办事，我们只有一个开放心态，按照规则逐渐融入，等你站住脚了，再慢慢商量改变规则，你的力量足够大了就可以改变规则。而不能进来之前就说，你得改变规则，否则我不进来。你不进来市场一直存在，市场并不会因为没有你就不存在了。这个心态很重要，这就是投资者心态的挑战，我们现在开始“走出去”要抱着学习的心态，敬畏的心态，谦虚的心态。国际市场是一个精妙的机器，经过了这么多年发展，各种各样不同的零部件已经很好地结合了，虽然随时会出点问题。
因此，我们来了之后先要了解对方的规则，我们按对方的规则办。至于在办的过程中发现有的规则对我们不适应，而且可能不公平，可以慢慢来，毕竟现在中国的力量比起二三十年前强了很多倍。
解决人才机制
第三方面的挑战是经验挑战。虽然中国人经商有几千年的经验，从商朝就开始了，但至少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经商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行业，商人在各个行业里都受到歧视，是不可以做官的。因此，不管我们的文明史有多长，但在国际市场投资方面经验很少，不仅是成功的经验少，失败的经验也少。中国人在外边吃的亏还不够，吃亏多了真的疼了，才会意识到这点，逐渐学得聪明起来。
最后就是人才机制的挑战。现在大量的海归回来，加上本土培养起来的一代投资人，好像多了很多。但是人才数量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这里有一个机制的问题。中国人不聪明吗？中国人不勤劳吗？但是在全世界得到认可的银行家、企业家、投资家、发明家中，中国人少之又少。这明显是机制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时间。
邓小平同志说，“机制问题很重要，机制好了坏人也不能做坏事，机制不好，好人也可能变成坏人。”应该承认，人才机制到今天为止并没有彻底解决好。从现在整个“走出去”投资的过程看，相当一部分和用人的方式有关，和激励机制有关。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他的努力程度跟利益机制结合得是否紧密，这是相当有关系的。
很简单的例子，国宝主任已经退休了，从能力上不比任何一个现有的官员，现有的各种投资、财政计划领域任何人差，可是这个机制说，我们请你休息，对于个人来说很好，我休息，我们中投公司说我想用他继续帮我们服务很难，说退休了，不能让你干了，你回家，我们想了很多办法，用了很大劲，领导说可以让他替你们做一家公司的董事，但是不许拿钱。各位听了都笑了，这个在机制里是很正常的事，这在机制上是很大的问题，对他个人来说可能不觉得，反正够花就可以了。作为一个机制用这种方式解决不了问题，我在中投内部每次出去开的董事会回来写的报告非常好，我们受了那么多年专业教育，在国外大学研究生院、EMBA，各种都学过的人，比那些人一点都不差，一方面是经验，一方面是负责程度。
这是我们达到的最大挑战，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使越来越多从别的国家得到好处愿意呆着，尤其是80、90后长大的，理解不了像我们这种人的情节，我们受过那么多年的红色教育，不给钱就不干，回家，玩一玩是可以的。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会使得好像自己能做一些事的话，投机取巧，拍马溜须的人往上走，一些没有时间琢磨那些的人越来越不吃香，这样下去没有好处。很多人总在问，我退休了，很不客气的说话。我跟很多部门也呼吁，不从这个地方解决，长远机制是没法持续的，我就说这些，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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