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 迪顿因研究“买买买”问鼎
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以表彰他在消费、贫穷与福利方面的研究贡献。
研究横跨消费许多不同领域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发表声明说，为了设计出能够促进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需先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迪顿的研究强化了这一认识，他的研究改变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
声明说，迪顿的研究横跨了消费的许多不同领域，主要解答了消费者如何对不同物品分配开支、社会收入及其留存比例，以及如何最好地衡量和分析福利与贫困等问题。
迪顿因为与约翰·米尔鲍尔(JohnM uellbauer)共同开发的近理想需求体系而为众人所知，其在收入不平衡、福利国家的贡献以及公共部门经济学等领域有深入研究。2012年，他曾是经济学奖热门候选人。
迪顿的主要著作包括：《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了解消费》(这本书在2003年被翻译成中文)、《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经济方法》、《伟大的印度贫困辩论》、《大逃离：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
任教普林斯顿 拥有英美国籍
迪顿1945年生于英国爱丁堡，1974年从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拥有英国和美国国籍。此前，他曾在剑桥大学和布里斯托尔大学任教。
迪顿目前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成员，计量经济学协会成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盖洛普(G allup)组织高级研究员，此前，他曾是世界银行研究审核委员会主席(2005-2006)、国际货币经济组织华盛顿访问学者(2006年10月)、哈佛大学经济系顾问团主席(2009年12月)、全美经济学会主席(2007)。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为80 0万瑞典克朗(约合92万美元)。经济学奖是今年揭晓的最后一个诺贝尔奖项。
该奖项2014年得主是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他以对市场力量与调控领域研究的贡献而获奖，并打破了多年来美国经济学家垄断经济学奖的现象。
据悉，诺贝尔奖项最初只包括化学奖、物理学奖、文学奖、医学奖与和平奖。随后在1968年，瑞典银行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了经济学奖。
核心
三大问题展开迪顿的研究
1 购买不同商品时，消费者如何分配支出？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解释和预测实际的消费模式，还需要评估政策是怎样改革的，如消费税的变化，影响不同群体的福利。在迪顿的早期作品中，大约是在1980年，他发展了几乎理想化的系统，即一个灵活并且简单的估算方法，对每个商品的需求是怎样依赖于所有商品的价格和个人收入。他的方法和其后来的修改版本，目前，在学术界和实际政策评估中都成为了标准工具。
2 社会收入花费了多少，又节省了多少？
为了解释资金构成以及商业周期的幅度，有必要理解收入与消费在长时间内的相互作用。在1990年的数篇论文中，迪顿认为，假如起点为总收入与个体收入，盛行的消费理论无法解释这些实际的关系。相反，人们应当总结个体如何使他们的总收入适应于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随总收入波动的个体收入。本研究清晰地阐释了为何个别数据的分析对于解开我们在综合数据中看到的起到关键作用。
3 如何最佳地测量与分析福利与贫穷？
迪顿强调，可以将个体家庭消费水平的可靠测量用于辨别隐藏在经济发展后面的机制。他的研究揭示了比较时间与空间上的贫穷层度时究竟有何主要陷阱。它同时还揭示，如果能够巧妙应用家庭数据，同样也能够有助于解释以下问题：收入与卡路里摄入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内性别歧视的程度。迪顿将研究焦点聚集在家庭调查上，有力推动了将发展经济学从基于综合数据的理论领域转换成基于详尽的个体数据的实证领域。
观点
《大逃离：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
反对富国直援穷国 肯定中国脱贫发展
安格斯·迪顿持坚定立场反对富国对穷国直接援助。他认为，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外国援助破坏了本国能力的发展，而穷国最需要建立起一个有效政府。他曾特别肯定中国的脱贫发展。
肯定一些特定援助活动
他的著作《大逃离：健康、财富及不平等的起源》一书曾入选福布斯“2013年度十大好书”。该书以深入研究为基础，告诫援助者对待贫富差距应持谨慎态度。对于关注世界贫困问题的人来说，该书无疑对长期以来的发展援助问题有着极大的重要性。
迪顿在书中暗示，西方的援助很多时候只是缓解捐助者内疚情绪的工具，并不能改善被捐助者的困境。而这些援助在实际上助推了贫困者的悲惨处境。
尽管迪顿对一些特定的援助活动，特别是医疗和技术援助表示支持，但他也对大部分援助项目能否像希波克拉底的“不伤害病人”根本原则而不使受援助对象处境恶化持怀疑态度。
包括迪顿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世界上至少有10亿人的生活水平处于发达国家100年前的生活水平状态。没能让他们摆脱贫困，这是不争的事实。
援助项目就像“液压模型”
迪顿还向读者展示了流传最为广泛的改善援助项目的部分方法，以此作为严谨的参考。
比如说，援助项目就像一个“液压模型”，是基于援助越多、收益越多、结果越理想的思维而立项的。而事实上，这些援助资金可以互相借用或挪用。尽管有些援助资金用于如粮食或医疗等某个专项，然而多数政府却为了能使用这笔资金，轻易地将这些资金用于其他任何领域，比如军事领域。
事实上，由于援助资金过剩和“资源诅咒”(在一些西方国家这一状态又被称为“荷兰病”)导致的问题让人焦头烂额，而由于“荷兰病”和资金过剩，经济领域某一产业的过于兴盛(通常是石油产业和矿业)，抬高了包括汇率在内整个经济领域的价格，进而导致经济领域其他产业竞争力不足。
此外，出于战略因素，大量此类援助实质上都进入政府口袋，而多数情况下此类援助只会帮助那些无能的政府掠夺经济资源。迪顿注意到，大多数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并未接受过援助。二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个例外，但该计划的资金主要用于战后重建而非发展经济。
除此之外，中国与印度也在获得相对较少的西方国家援助的情况下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这一点以中国尤甚。
从经济诺奖新得主 看全球经济新格局
腾讯财经
[摘要]虽然迪顿教授本身不在政界，但是他的研究对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和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也是今天早上（诺奖委员会告诉我的时候）才知道的为什么是我”，当被问为什么自己会得奖的时候，10月12日，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大学伍德罗·威尔森学院经济系经济学与国际事务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这样幽默地回答。
安格斯·迪顿说：“我非常高兴自己得奖。我一直在研究人们怎样才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我高兴不只是为了我自己，也为这些研究得到认可感到高兴，这太美妙了。”
微观经济的宏观意义
迪顿教授的研究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进行了完美的结合。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新闻发布稿中写道：“为了制定可以促进社会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迪顿超群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此的理解。迪顿教授的研究将个人选择和总体结果联系起来，极大的推动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迪顿对消费，贫困和福利有着出色的研究。更令人眼前一亮的是，他将微观经济中的概念，比如个体的消费行为，和宏观经济以及国家经济层面的问题联系了起来。他巧妙地运用以家庭为单位的数据进行经济学研究，比如他研究了家庭收入，每个人摄入卡路里以及性别歧视程度之间的关系。
虽然迪顿教授本身不在政界，但是他的研究对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和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有很大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在研究收入不平、福利贫困等问题的时候，有了学术界的数据依托。政府也通过类似的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来调整经济政策。
诺奖对谁情有独钟
在2015年诺奖经济学奖颁布以前，各界都纷纷作出了预测。有些人觉得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会把每年的奖项颁给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即每年应该有不同领域的经济学家获奖。然而今年的各家预测纷纷失准。2014年因对市场力量和垄断的分析而获得经济学奖的是法国宏观经济学家让·梯若尔（Jean Tirole）。虽然梯若尔和迪顿的研究领域没有重叠，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非常相似。其中体现的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诺奖委员会十分关注那些可以把微观经济学，即对经济体系中最基本单元（个人，企业）的研究和宏观经济学，即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考察对象的研究，相结合的经济学家。
“诺奖委员会对这个经济领域情有独钟，是因为这是目前经济学领域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雅克布对腾讯财经表示，“诺奖委员会近些年十分关注对于个体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的研究”。
这种研究以数据为核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实证性研究，而不是抽象理论性研究。这种研究尊重数据，然后得出结论。这把发展经济学从理论带入到了实证领域。获奖后，迪顿教授对媒体表示，搜集数据是个非常难的问题，既有他自己在研究生涯中的不断地采集和积累，也有其他学者的研究以及实地采样。
量化贫困的经济学家
迪顿教授将贫困问题进行了量化，这给了人们一个讨论问题的基础。贫困问题变得更加可以分析。雅克布对腾讯财经表示，除非我们能够很好的衡量和量化贫困问题，否则我们对贫困问题根本无从谈论。
在过去，由于计算方法的单一和衡量手段的匮乏，各国在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时候往往言必称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也许并不是因为这个数据真的能够准确反应现实，而是因为这是人们仅有的数据。
随着难民，气候等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人们越来越意识到GDP不是发展的唯一标尺，它根本没法衡量国家的福利水平，人民的幸福感指数。而一个国家的医疗程度等方面也是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但是当没有数据对这些具体问题做衡量时，它们无异于空中楼阁而不易于被讨论。
近百年来，西方世界在经济上的一家独大，表面上看是在全球竞争中的胜出，“但是这实际上给了其它国家很大压力”，迪顿教授在采访中说，“我们并没有走出贫困的森林，对于地球上许多人来说，情况糟糕极了。我不想做‘盲目乐观主义者’，因为现在世界上仍有许多人身处贫困的境地。”
这些发展中国家问题，对发达国家也有负面的反馈。全球性的不平等本身就有道德隐患，而发展中国家的难民已经给发达国家带来棘手的问题，同时，如果发达国家要继续保持增长，发展中国家是增长动力的最大来源。也正因为此，迪顿教授研究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问题对发达国家来说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