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为了上海，也成全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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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还是破防了。

　　3月以来，上海本土疫情多点散发、多链并行、隐匿传播、快速蔓延，是2020年5月9日将二级响应调整为三级响应、进入常态化防控后从未有过的考验。

　　3月11日，上海发布了本轮疫情源头：境外输入病例携带的病毒污染环境，由于管理疏漏引发本土感染并导致传播。

　　3月12日起，上海市中小学调整为线上教学，幼儿园、托儿所停止幼儿入园。

　　3月12日晚，上海市民被告知非必要不离沪。

　　3月14日凌晨，张文宏发微博，说“抗疫800天，今天才是我们最难的一关”。

　　3月14日起，上海全部客运站暂停营运。

　　3月15日，上海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指出疫情暴露出常态化疫情防控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要深刻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即知即改。

　　3月18日0-24时，上海新增确诊病例8例和无症状感染者366例，压力可见一斑。

　　我家所在的浦东花木街道属于重点地区，3月19日早上7点半小区进入48小时封闭，街道开会准备到凌晨2点，负责核酸检测的东方医院医护人员更是准备到凌晨4点才休息，8点开始测，每20人一组，井然有序。我们还要再测一次，如果是非重点地区则测一次，我一个亲戚的小区只封了半天。

　　公司的员工，周围的朋友，因为小区有病例被封闭的不少。医院的朋友最辛苦，很多科室的人员都被抽去抗疫，有的科室只剩下一两个人留守。这当然又会引起其他病人“就医难”问题，网上也不乏抱怨之声。

　　大量公共活动场所临时关闭了，如公园、景点、场馆、剧院、商业设施，何时恢复另行通知。高校也纷纷实施了相对封闭管理。

　　前两天在街上的感觉是人少车少节奏慢，市场冷清，网红店也不用排队了。生活日用品供应正常，这周在周末小区封闭前我还外出做了两个采访，一次是在浦东香格里拉酒店，偌大的大堂咖啡厅只有两三张台上有人。一次是在长宁区凌空产业园的一家企业，员工都在上班。

　　我女儿经历过迪士尼乐园事件、奶茶店事件，最近她们在徐汇区的办公楼有一例确诊，所以她已是第三次“喜提14天”，有些不情愿，但也适应了。

　　我看自己周围的人，没有谁慌慌张张的。前几天我在附近的张家浜散步，见到几拨做园林的、运物资的农民工，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回来路经一个4S店广场，想抄几步近路，保安见到我，严肃地说：“疫情很严重，赶快戴好口罩！”3月19日上午小区做核酸碰到好久不见的熟人，刚想握个手，就有志愿者说：“不要握手。”这真是上海的厉害之处，正如朝阳群众对明星作风问题洞若观火，上海的里弄阿姨、保安兄弟和广大志愿者，对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纪律要求特别在意，始终在为筑牢基层的第一道防线添砖加瓦。

　　回想上海自常态化防控后出现的十次左右零星疫情，以及这次在奥密克戎变异株攻击下的破防和“切块式、网格化”的抵抗，我觉得上海确实不是神，抗疫也没有不破的神话，但上海没有乱，没有停，响应方式也很有效。上海有教训要吸取，但在这里，我心里很定，很从容。

　　现代城市思想家简·雅各布斯说，“路人成就城市”（People who walk on the sidewalk make the city），如果路上都没人了，也没有“不同背景的人擦肩而过”，那么城市存在的意义也就消失了。上海这次封闭的力度很大，但还是有区域、行业、时间等等区分，从而把对城市的影响尽可能减少。

　　简·雅各布斯认为，单调、缺乏活力的城市只能是孕育自我毁灭的种子，充满活力、多样化的城市孕育的则是自我再生的种子，“即使有些问题和需求超出了城市的限度，它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延续这种再生能力并最终解决那些问题和需求”。

　　上海就是这样一座城市。不是没有问题，而是致力于更科学和明智地解决问题。

图片说明：资料图（金伟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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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过不少关于上海的文章，对这座海纳百川、中西荟萃、追求卓越、讲究法治理性的城市非常肯定。这次疫情破防，则让我从另外的角度思考上海的命运。

　　首先想到的是，人非圣贤，上海和任何城市一样都会出问题。“因为是上海就不会出问题”，这是一种幻象，既会让我们高估自己，也可能让我们放松警惕。

　　仔细想想，上海不出问题，反而是不正常的。

　　就我在上海的见闻，脑子里立即想到的事故、事件就有：1987年陆家嘴轮渡站因大雾封江导致滞留人员过多，开航后发生人流踩踏造成的重大安全事故；1988年因吃海鲜毛蚶导致的30万人感染的甲肝疫情；2010年余姚路胶州路上海教师公寓火灾；2014年12月31日外滩拥挤踩踏事件。都很惨痛。

　　今天上海正迈向全球卓越城市，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没有多少人会否认上海城市治理的高水平，但越是这样的时候，上海越要多一分忧患意识，多一些履薄临深的心态。这没有坏处。我很赞同上海市新闻发言人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希望广大记者多向政府反映听到看到的问题。这对上海只有好处。

　　就其禀赋而言，上海其实是有不少难处的。

　　我1986年到复旦新闻系读书，开学不久就有老师在讲舆论的作用时举了一个例子，是1980年10月3日《解放日报》头版的评论《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文章列举了当时上海在全国有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等十个“第一”，同时也有五个“倒数第一”：

　　城市人口密度之大为全国之“最”（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万人）；

　　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狭、绿化之少，均为全国大城市之“最”（每人拥有道路1.57平方米，绿化面积0.47平方米）；

　　缺房户比重之大，为全国大城市之“最”（市区每人居住面积为4.3平方米，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有91.8万多户）；

　　车辆事故为全国大城市之“最”（平均每万辆车一年死亡人数为42.5人）；

　　由于三废污染严重，市区癌症发病率之高为全国城市之“最”。

　　这是40多年前的上海，当然今天已翻天覆地。我查了点资料，2021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37.4平方米；全市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前三年平均数下降近30%，是全国唯一没有发生死亡3人及以上事故的省市；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主要原因不是污染而是老龄化，2021年全市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达到84.11岁（男性81.76岁，女性86.56岁），严重老龄化导致癌症高发，与此同时上海也是癌症医疗研究最前沿、癌症筛查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2021年上海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排名，位居全国第一。

　　尽管上海有了极其巨大的变化，但某些基因并不会改变。比如，作为一座密集度很高的超大城市，运行和治理压力不是一般的大，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前面讲到陆家嘴轮渡站人流踩踏事故。当时浦江两岸只有一座不在市中心的松浦大桥和一条打浦路隧道，居民日常往来主要靠靠市轮渡公司的21条航线，陆家嘴-延安东路外滩的陆延线轮渡最为繁忙。那天早上大雾弥漫，江面能见度仅为30米，按要求，能见度低于100米黄浦江所有往来船只必须停航。停航了几个小时，轮渡站聚集了大量乘客，有几万人，事故发生在9点10分左右第二班轮渡准备开航时，码头上的乘客快要上班迟到（迟到要扣奖金，几次迟到要扣季度奖、年终奖），比较急躁，大量行人与自行车涌向摆渡船，一个中年男子连同自行车被前呼后拥的人群挤倒，紧接着是接二连三的乘客倒地，无法控制，惨剧在5分钟内酿成。

　　1987年上海在反思这一悲剧时，认为是“长期以来上海基础设施太差，管理体制不健全，市政建设规划的某些方面缺乏系统性、合理性等问题的集中反映”。事故之后，延安东路隧道建设加快，1988年建成通车，在市区范围内建造过江大桥的议案也提上议事日程。上海市政府发布内部文件，规定凡是遇到大雾导致市轮渡停航，职工一律不能算作迟到。还要求一旦黄浦江起雾，上海电台、电视台要提前做好预报以及滚动报道。

　　经过多方努力，1987年后上海市轮渡再未发生过一起恶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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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日报》1980年那篇评论和1987年陆家嘴轮渡站事故，反映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上海自身的基础设施欠账多、重生产轻生活、城市公共服务压力过大所带来的问题。而在当时上海的“十个第一”中，还有两个体现的是上海和全国的关系：商品调拨量，上海商业部门调往各地的日用工业品占全国调拨量的45%，居全国第一位；输送技术力量，解放以来上海迁往内地的工厂300多家，并通过其他各种途径，输送技术人员、技术工人100万人，居全国首位。

　　这说明，上海不仅是上海人民的上海，也是全国的上海。上海和全国息息相关，离不开全国支援，也须臾没有偏离过服务全国的方向。

　　今天，在中国经济高度市场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作为一座流量城市、开放口岸、功能中心、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和全国、全球的关系更加紧密，也面临着新的更大压力——不仅是管理2500万人口超大城市的压力，还包括跨地区、跨国界进行服务的流动性压力，这种压力堪称中国之最，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

　　试举一些数据加以说明：

　　2021年上海共承接了14137架次国际和港澳台航班，占全国的35.6%。今年2月上海承接的国际航班占全国之比首次突破40%，达42.8%；

　　2021年浦东国际机场的入境货运航班占全国主要机场入境货运航班的比重，超过北京、广州、深圳三地的总和；

　　上海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港口，2021年全年集装箱吞吐量为4702万箱，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超过3200万箱。上海洋山港、外高桥海港及机场空港承载了全国进口冷链食品总量近30%的货运。

　　在上述这些经济全球化的流动性指标中，上海大致占全国的三到四成。这都是实体性的指标，如果计算金融市场等数字化形态的指标，上海的有些占比更高。

　　在公共服务方面，根据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报告，“流入患者占本省（市）收治患者比例”上海排全国第一，上海各大三甲医院的外地住院患者比例常年高达40%。

　　上述数据证明了上海的能力担当，但客观地说，上海的应对也越来越吃力。

　　比如，由于大量境外输入感染者在上海安置，特别是香港疫情失控，从今年1月1日到3月15日，上海的境外输入病例（确诊+无症状）突增到1783例，其中1月、2月境外输入病例为1243例，相当于去年上海境外输入病例的80%，也占今年1月、2月全国境外输入病例数量的38%。

　　华亭宾馆破防，主要是自身管理漏洞，但让这样一个位于市中心、本来计划停业启动全面装修改造的酒店也来担当“隔离”责任，而其空调都是多年前的老系统，确实也是因为海外输入压力太大，上海自身的资源多少已经有点捉襟见肘。

　　因为上海的疫情精准防控做的好，进口博览会也是“零感染”，做法上也比较人性化，不一刀切，所以人流、货流、会议会展等等，越来越往上海流。例如，自2020年11月16日起，从上海口岸直接进入上海市储存、生产、销售的进口冷链食品实施“三点一库”（海关查验点、港区提货点、市内“第一存放点”、中转查验库）闭环管控模式，确保每一车（箱）通过提货预约、运输监控、到库确认、“六面消毒”、核酸检测、赋码追溯等流程。上海的冷链食品防控得好，越来越多进口冷链食品贸易商就将货物调整到上海港到岸通关，数量不断创新高，无形中就在加剧上海的压力，只是还没到不堪重负的“临界点”。

　　这次上海破防后，上海临近有地方发布通告，“举报上海等中高风险区来人线索者奖励200元”。也有人说，“哟这不是有温度的上海吗？怎么不吹了？”上海本地网友则回应，“上海扛了那么久，是该缓缓了！”“早该这么搞了（指中国民用航空局将部分国际航班入境点由浦东调至其他12个口岸机场），重担大家分，省得说话不腰疼！”

　　这当然都是小小插曲，说过也就是一阵风。我在上海读书、工作20多年，以我来看，上海人有点小优越和爱面子，但绝无“祥林嫂”文化，不会诉苦叫难。这次既然被问到“怎么不吹了”，不妨把难处和压力稍微道一道，让大家明白，上海模式要顺利运行，除了自己绝不能麻痹，还不能超越一定的外部制约条件。

　　例如，上海的精准防控高度依赖流调与监控回溯，其应急体系始终处在激活状态，坚持事不过夜、以快制快，2小时内到达现场，4小时内完成流行病学核心信息调查，24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区域管控、转运隔离等工作。可是，如果输入压力过大，感染人数大增，多到流调一时看不过来，风险就会发生。这也说明，上海还要进一步提升“高强度防疫”的准备和资源保障能力。

　　好在种瓜得瓜，求仁得仁。上海做了什么，有什么作用，周围城市还是有目共睹的。这周我在凌空产业园采访的企业就来自“举报上海来人有奖”的城市，企业创始人对我说：“我们市的发展前景就在于和上海越来越连成一体，现在我开车到虹桥要一小时，过一段等路桥修好就只要半个小时，那我们就能更好地用上海的人才、市场和信息了。”

　　类似这样的话，我在长三角几乎每个城市都听到过。2021年，上海市域与周边的苏州、嘉兴、无锡、南通等市每天的实际通勤人数达到7.66万人以上。我相信，所有周边这些城市的园区、企业、民宿、景点、学生家长、患者等等，都希望上海越来越好，越来越开放。

　　如果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把思维收缩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赶紧封城最好，对所有有问题的外地城市坚壁清野最好，但上海所承载的长三角流动性、中国流动性、全球流动性不允许这样做，面对统筹好疫情防治和经济社会发展，“国之大者”，上海也不会这么做。

图片说明：资料图（金伟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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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对上海来说，如前所说，难是无法回避的；迎难而上，犯其至难图其至远，就成为上海必须建立的城市品格。

　　目标越高，完成起来就越难。上海的难，和站位的高，是关联在一起的。

　　对治理上海的这种难度，早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时就很有洞见。

　　他在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后说，“野战军到了城市，不能野！”“一切打仗我们都胜了，可是上海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与外国人打交道等，我们不一定样样都行。上海很复杂，我们都不大懂，不能自大、吹牛。上海一个月要烧20万吨煤，600万人这张大口又要饭吃……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

　　正是有这样的站位，所以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前编印了入城准则，普及到红绿灯、上下车、买票进公园等细节，陈毅特意加了一条“解放军不准进民户休息”，当作给上海居民的“见面礼”。很多官兵不解，多日战斗，非常疲惫，连下梅雨，席地而眠容易生病，影响后续战斗，况且上海也有很多市民欢迎解放军进城。但陈毅坚持把解放军对上海的这份诚意贯彻到底，于是在上海街头，很多战士都席地而眠。

　　文献记载，当毛泽东听到陈毅下达的这条命令，连说了四遍“很好”。

　　毛泽东肯定也关心解放军战士的休息。但当时更大的背景是，国民党虽然在战场上兵败如山倒，却认为共产党不可能管好上海这样的超级大城市，说“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得0分”，说“只要上海经济崩溃，共产党就得自动退出，‘八月半’就能‘回到上海吃月饼’”。

　　也许从那时起，能不能治理好上海，就不是简单的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关乎诞生于上海的共产党的形象和治理能力，关乎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世界的形象。这也是一场战斗，虽然没有硝烟，但只许胜不许败。这就是站位。

　　对上海的考验，从那时起就开始了，而且永无止息。

　　1958年，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沈鸿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利用上海的技术力量，自力更生，设计制造自己的万吨水压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一级的自由锻造水压机，只有极少数国家能造。毛泽东问上海能不能造，上海市委表示：要厂有厂，要人有人，要材料有材料，一定要把万吨水压机搞出来！任务就这样下到上海，1962年，我国自力更生制造安装的第一台12000吨锻造水压机在上海试制成功。

　　1960年2月19日，在上海市郊南汇县老港镇的一片沙滩上，上海机电设计院研制的我国第一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探空七号模型（T-7M）发射成功，为研制大型运载火箭打下了理论和实践基础。1969年，中央又把大型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因为上海有坚实的工业基础，配套齐全的科研力量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敢于创新的拼搏精神。1975年7月2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上海航天研制的“风暴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由上海航天研制的我国第一颗重量超过1吨的重型卫星“长空一号”送入预定轨道。

　　1990年代初，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大幕开启前后，邓小平把改革开放的新的接力棒交给了上海。他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深圳是面对着香港的，珠海是面对着澳门的，厦门是面对着台湾的，而浦东是面向世界的。”“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

　　如今上海是面临很多压力和挑战，有些方面确实很难，但当我们回想起这位睿智老人对上海的评价和期望，“上海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带头羊”“上海有特殊的素质、特殊的品格”，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有什么压力不能应对呢？

　　从推出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加快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支持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党中央又对上海提出了新时代的新要求，要求上海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难啃的骨头，着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为什么要把这些关乎整个国家改革开放和创新驱动的任务交给上海？不正是因为上海敢于勇挑重担、善于克难攻坚吗？那么上海有什么重担不能化为动力呢？

　　千难万难，上海是难，但正是这种难，淬炼了上海，成就了上海。

　　我是新上海人，35年前第一次到上海，我多年在全国各地调研，真心说一句，上海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印象越来越好了。上海不怕难，不怕苦，因为苦和难恰恰为上海创造了成长探索的空间，为各路人才创造了发光发热的用武之地。功到自然成，这是上海努力的结果，更是国家信任上海、在每个历史时期都给上海压担子的结果。

　　天倾上海，地利上海，上海安能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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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击新冠疫情是全球大考，全国统考，至今未结束，没有具体分数，但人心中自有评价。

　　从政府角度看，去年9月，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在上海召开全国新冠疫情防控经验研讨会，提出学习上海等地经验。

　　从媒体评价看，《人民日报》客户端称赞上海，“万圣节没有光怪陆离的鬼神，也没有拯救银河系的超人，一个有序的城市组织就是金钟罩”。

　　在社交网络上，上海本地居民说：“在上海，让我感受到，生在中国就是幸运星。”外地的网友则真情表白——《孩子，希望你将来去上海》，很多朋友深有体会地说，“在防疫的人性化上，上海是国内的天花板”。

　　虽然最近上海破防了，但“早、快、准、全、暖”、“四早五最”的上海精准防控模式，浓缩着无数人的辛劳与智慧，要继续完善，而不会过时。这就是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力争在最低层级、最早时间、相对最小的成本、解决最大的关键问题、综合效益最佳（保护人们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同时对经济社会生活影响降到最低）。

　　在我老家河南，感谢一个人时，常常会说“难为你了”。难为，有为难、作难之意，本文标题中的“难为”，既是说上海之难，也是想说一声谢谢。人与人之间也好，城与城之间也罢，有时就是一句“难为你了”，一切付出都觉得值得，一切心绪都会释然。

　　从上海抗疫延伸开来，最后我想说的是：

　　上海不是神，不可能包打天下，上海的承受力也有限度，但凡疏忽松懈，就可能掉链子。

　　上海从来就不怕困难，上海的历史就是在迎接困难挑战的过程中，开创光荣与梦想的历史，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人民的担当和品格。干中学，学中干，对标最佳，挑战极限，正是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上海的政府、人民、市场、社会之间形成了信任纽带和良性互动，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上海精神的背后，是沉甸甸的历史责任和国家重托，国家需要上海，信任上海，上海全力以赴，报效国家。

　　唐代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下联是“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上海的命运，大抵也是如此吧。

　　参考资料：《为什么是上海（第二季）——探寻“王牌”成长之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联合制作，上观新闻（APP）“思想汇”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