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观察家 | 刘尚希：稳住经济大盘，构建中国发展确定性
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高端智库首席专家；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 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已经提前预判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从现阶段的数据和企业调研情况来看，三重压力并未得到实质性的缓解。
□ 4月份部分指标回落或许只是一个开端。之后的经济形势可能更加严峻，甚至面临长期低速增长的风险。因此，须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有充分估计。
□ 宏观政策必须将稳住民生、稳住居民收入作为重要的发力点。当前社会经济形势在不断变化，要高度重视企业经营困难加剧带来的就业压力和部分居民收入迅速下降的问题。当前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失业问题有愈发严重的趋势。就业和居民收入问题关乎社会稳定。
□ 数字经济的安全寓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之中。数字经济发展中会存在安全问题，但不发展、发展慢会造成更大的不安全。要给数字平台、数字经济留有足够的创新空间。
□ 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相关监管政策的出台要更加审慎，更加包容，更加可预期。政府和市场之间只有达成良好的沟通和互动，才能凝聚共识，稳定预期，形成合力，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
在大变局中构建中国可持续发展确定性
在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确定前，全球无序发展的状态将持续下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方面的一系列动作，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动荡和不确定性。目前，中国已经深度嵌入到全球化之中，这一无序的状态会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现有的产业链、供应链、企业带来深刻影响，可能短期内这一影响并未充分显现，但对企业、居民的行为和预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上海证券报：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刘尚希：当前国内的经济形势可以说是异常复杂。从4月数据来看，部分指标已经出现了明显下滑。社融指标、社会消费品消费总额同比出现大幅下滑，这显示出内需收缩加剧。部分地区4月财政收入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出现明显下滑。财政收入是经济发展的先行指标，财政收入同比下降显示出当前形势的复杂严峻程度。
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已经提前预判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从现阶段的数据和企业调研情况来看，三重压力并未得到实质性的缓解，反而加剧了。造成这一局面，既有内因，也有外部因素。
现阶段经济形势下行，很大程度上是三大因素汇聚叠加的结果。
一是疫情因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更重要的是，当前无法预测新冠病毒什么时候消失，物流、人员流动什么时候再受冲击也具有不确定性。这给市场主体带来的不可预期成本会大大增加。
二是西方主导的经济金融全球化正走向终结。尤其俄乌冲突之后，美欧金融制裁动摇了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国家外汇储备和企业、个人海外资产的风险不断上升，国际结算体系面临碎裂化风险，全球市场和全球资源可持续的风险明显增大。
三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重压力”，即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尚未得到明显缓解，且预期转弱仍在加剧，经济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在此背景下，宏观政策的预期效果可能会不及预期。
上述三大因素同频共振，导致经济下行进入新拐点。4月份部分指标回落或许只是一个开端。之后的经济形势可能更加严峻，甚至面临长期低速增长的风险。因此，须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有充分估计。
上海证券报：中国经济目前面临三重压力，您此前曾表示，您最关注的是预期转弱。而预期转弱的背后是高度的不确定性，如何认识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刘尚希：我认为，怎么看待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是怎么去应对的前提条件。观察的角度不同，看到的问题、成因会不同，采取的政策措施也会有别。
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最大的挑战是“不确定性”，这也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和经济界较为认同的一个看法，但其具体内涵在不同语境下是不一样的。
不确定性会引发风险。给国家、整个社会带来的风险往往是公共风险，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来的。这意味着宏观经济处于高度不确定性之中，市场主体和居民大多无力识别公共风险，但会有个体感知，这样预期就会普遍转弱，从而导致经营、投资、消费等行为趋向收缩。可以说，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三重压力实际是高度不确定条件下的结果。
那么不确定性从何而来？如何定义这种不确定性？
判断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应放到全球大背景中观察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世界大变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身处其中，不可能不受影响，而大变局则加大了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
如何理解大变局？简而言之就是现阶段世界各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变。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事件不断发生，逆全球化的态势在不断强化。有观点认为，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已经终结了，以往形成的全球分工合作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处于重构之中，各个国家都在想方设法重构自己的供应链，以寻求本国安全。这意味着基于全球化形成的原有治理规则，包括经济、金融、贸易、投资等都将面临从既有规则下的“波动性变化”转向重构规则过程中的“趋势性变化”。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事实上已经终止了，中国倡导的全球化一定程度上对冲了逆全球化，但尚不足以牵头构建一种新的全球秩序。世界的“趋势性变化”对中国来说既是一个机会，也是风险挑战。
在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确定以前，全球无序混乱动荡的状态将持续一段时间，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军事乃至经济方面的一系列动作进一步加剧了动荡和不确定性。全球“有序红利”已经不复存在，“无序风险”却是指数化上升。目前，中国已经深度嵌入到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之中，因此，这一无序发展的状态会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现有的产业链、企业带来深刻影响，如对芯片的断供。可能短期内这一影响整体上并不会很直接，甚至短期内还可能出现逆转，如中美贸易逆势上升，但会对企业、居民的行为和预期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面临着未来“怎么开放”的问题。开放是双向、多边的，在动荡的世界格局中，开放愈来愈显示出对“国家能力”的要求，没有足够的国家能力，想开放也是很难做到的。世界上一些国家如古巴、委内瑞拉、伊朗等，想开放也力不从心，被世界强国所封堵。
所以，在全球动荡的情况下，怎么做好自己的事情，快速提升国家能力，是关键。这须要有一个宏观视野，以超越国家的整体观来看待大变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构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确定性，而不被局部的现象、短期的风险所迷惑、所左右。
稳就业、稳收入构建民生的确定性
面对居民就业和收入的严峻复杂形势，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拓宽思路、勇于创新，在应急的状态下，及时推出新的举措，把稳就业和稳收入同时抓住，避免经济风险进一步扩散为社会风险，牢牢稳住社会大局，从而稳住经济大盘。
上海证券报：近期，就业和居民收入问题受到广泛关注，有不少专家呼吁加大对市场主体和居民的帮扶力度，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刘尚希：4月份数据显示，现阶段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相当复杂严峻。
今年以来，相关部门一直在密集出台和积极落实纾困帮扶政策，以此稳就业、稳民生、稳市场主体，同时着眼于长期提升市场主体和居民的信心。
短期政策方面，在年初确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基础上，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6方面33项措施，在全国稳住经济大盘会议上又进一步强调，发力稳增长，这些政策出台得非常及时，随着政策陆续落实，将有助于稳住经济大盘。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宏观政策应将稳住居民收入作为重要发力点。
尽管现阶段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当前社会经济形势在不断变化，要高度重视企业经营困难加重带来的就业压力和部分居民收入迅速下降的问题。当前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失业问题有愈发严重的趋势。就业和居民收入问题关乎社会稳定。稳住民生，应成为当下的应急目标之一，须要尽快达成。
要在短期内切实稳住民生，稳住收入，须要出台新的举措，加大帮扶力度。当前的政策帮扶思路主要是通过保市场主体来稳岗保就业，这个思路是对的，没有市场主体，就没有就业。因此，毫无疑问地要先稳住市场主体，尤其是要防止市场主体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其中，就业主渠道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是重中之重，它们具有脆弱性，应想方设法优先稳住。
目前居民资产负债表呈不断收缩之势，主要体现为部分居民和家庭实际收入锐减，刚性支出不减，家庭收支平衡迫近或已突破临界点。虽然居民有储蓄的习惯，当前储蓄总量也在增加，但对中低收入者而言，储蓄并不多，不足以应对长时间的“断收”状况。而失业救济等已有的制度安排难以覆盖当前新产生的困难家庭。
今年以来，奥密克戎变异株导致的疫情呈现多点散发之势。在疫情防控中，很多企业尤其是服务性和接触性业务的企业，经营受到明显冲击，处于休眠或半休眠状态，职工处于休假或半休假的状态。这些企业的员工，名义上看起来没有失业，但可能有岗位没收入或者有岗位收入难以维持温饱。目前从统计指标上看，就业岗位看似稳住了，但居民和家庭的收入却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加上新增就业人员，仅大学生就超过一千万，在找到工作之前是没有收入的，需要家庭收入来维系。对居民收入实际下滑情况要有准确的认识和充分的估计，不能仅依据统计的就业岗位去看待居民就业与收入状况。因此，当前政策应当聚焦到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居民收入上来，稳住收入稳民生。
现有的思路是：一方面以保市场主体为主，待市场主体经营好转后，间接保居民收入。但企业经营状况好转需要时间，尤其在当前宏观环境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另一方面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直达地方财政，地方财政对失业和困难群体进行帮扶。但这种方式也存在帮扶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例如，我国目前灵活就业群体已经突破2亿人，现有的低保救济并不能覆盖新产生的困难群体。因此，可考虑在现有政策基础上改进帮扶措施，创新方式和技术手段，更高效、精准触达相关人群，加快遏制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收缩。
数字化已经成为发展的大趋势，数字政府建设也可顺势而为。例如，个税APP可以考虑扩展成为发放居民低保救济和补贴的平台。现阶段，在个税APP平台上注册的用户数量多于实际缴纳个税的人数，因为有个税六项专项附加扣除。若通过个税APP发放相关补贴，会吸引更多的居民注册。这一方面，有助于更全面了解居民收入状况，防止偷税漏税；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更加高效地为低收入困难家庭发放相关补贴，提高帮扶政策的时效性，同时解决了以往须逐户排查收入情况、救助名单公示等一系列流程带来的低效和社会公平问题。
此外，稳住民生，还有一个发力点是切实缓解市场主体和居民刚性支出的压力。例如，对于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农户，除缓还贷款本金利息外，能否有条件豁免部分债务？还有住房按揭贷款，降低贷款利率不仅需要在增量房贷上做文章，满足老百姓改善住房的刚性需求，对于那些因居民收入减少而受到影响的存量房贷能否缓交贷款利息或有条件豁免一部分？相关帮扶政策力度能否更大、覆盖面更宽、实施更快一些？诸如此类，都值得认真考虑。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考虑适当调整年初的财政预算安排，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打破财政的“不可能三角”。在这个问题上，国外已有类似实践。在居民收入断流的紧急状态下，相关国家采取了财政货币一体化的政策措施。在当前，大量居民和家庭收入面临困境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类似的政策安排。
整体来看，面对居民就业和收入的严峻形势，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拓宽思路、勇于创新，及时推出新的应急举措，把稳就业和稳收入同时抓住，避免经济风险进一步扩散为社会风险，牢牢稳住社会大局，从而稳住经济大盘。
数字经济提升我国未来发展的确定性
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也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数字经济代表了一个国家未来安全与否。如果我们未来还停留在原有的工业化的经济形态之中，那恐怕我们就没法在全球数字化的条件下去保障国家安全。
上海证券报：您近期多次提到了数字经济等相关议题，您认为，在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数字经济是否是一个较为确定的产业发展方向？
刘尚希：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要看到未来经济发展的数字化趋势，数字革命引领人类进入数字文明，应顺应这个趋势发展。
首先，不应割裂看待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就是数字化，未来的主导经济形态就是数字经济。数字革命将彻底改变经济社会的底层逻辑，也将改变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政府监管和宏观政策实施也会改变原有的逻辑基础。人类文明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现在的数字文明，主导的经济形态也从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到现在正发展的数字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作为一个概念来讲，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就当下来说的，是当前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代表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另一层含义是就未来来说的，不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而是成为主色调，成为经济的普遍形态。
数字化意味着传统经济模式或者旧的经济形态向数字经济靠拢，向新的经济形态转变。通过数字化，让旧经济变成新经济，让传统经济向数字化转型，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
其次，要辩证看待数字经济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安全和发展并非对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中会存在许多新的安全问题，但不发展、发展慢，会造成更大的不安全。我们始终应当把发展摆在第一位，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解决发展中的安全问题，不能泛泛地将两者关系抽象化、简单化和对立化。
目前，涉及数字经济治理的相关部门有十多个，但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对发展负责，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部门。应该把“通过发展来解决各种问题”作为政府各部门监管的一大原则。只有大家都朝着“促发展”这个方向共同出实招，才能真正为企业和企业家建立稳定的长期预期。
我此前提出，必须树立风险整体观，把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局部风险和整体风险统筹嵌入到数字经济治理当中，不能顾此失彼。构建一个风险整体观，使监管政策真正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数字经济代表一个国家未来保持持续发展的潜力，我国须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经济安全、产业安全，最终保障国家安全。
避免政策的“合成谬误” 和“分解谬误”
如何避免政策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首先要避免好心办坏事。政策出台要更谨慎更包容
上海证券报：经济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对稳定市场预期极为重要。您认为，如何更好地形成政策与市场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避免“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从而构建政策的确定性？
刘尚希：中国进入目标多元、政策多元的新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不能只有GDP的增长，还须要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因此，发展的整体性特征衍生出多元目标和多元政策。
当前，我国发展正从以增长目标为主的阶段转向增长目标、民生目标、安全目标等多目标阶段。这意味着政策越来越多元化，不仅包括经济部门制定实施的经济政策、市场监管政策等，还包括教育、科技、卫健、环境等部门出台的非经济类政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实现多元目标和政策考核过于指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政策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合成谬误”是指从各部门来看，每项政策都是对的，都有一定道理，但合起来看，当齐头并进地实施时，可能就错了。政策“分解谬误”是指不该分解的系统性任务被分解了，有的分解到各部门、各地方，有的分解到各个时间段。本以为可以更好地明确责任、变压力为动力，但过多过细的任务分解实际上反而可能会造成整体无序和相互掣肘。
如何避免政策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
第一，要避免好心办坏事。各个政府部门出台各项政策的动机和出发点毋庸置疑，但有时候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政策实施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各个部门在出台政策，尤其是在出台一些新的监管措施时，一定要考虑到它可能产生的效果，充分估计政策实际效果与制定政策的动机和出发点偏离的可能性。政策的传导机制有时是一个“黑箱”，所以相关部门对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要有认识，政策对应解决问题不是“百发百中”。由于经济社会运行具有很多不确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难以充分预见所有可能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须要预留一些模糊地带，特别是创新，更需要“灰色”地带和实行“黑箱”管理。社会耦合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精准耦合，而是一种模糊耦合，应允许存在模糊地带，否则会适得其反。因此，在宏观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须要为政策留有更多余地和弹性。
同时，对一些政策可能带来的副作用要有充分认识。这一原理与药物类似，在使用药物时，一定要先了解自身能否承受药物可能的副作用。总之，制定政策一定要避免“好心办坏事”，要有风险思维和不确定性思维。
第二，在各个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和监管措施前，应当进行风险评估。若在风险评估中发现政策可能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可能存在处置风险的风险，就有可能尽快减少这个政策措施所引发的新的不确定性、新的风险。政策出台时要少一点想当然，多一点不确定性思维，积极做好风险评估工作，将政策及其执行可能出现的偏差或引致的风险降至最小。
第三，相关部门之间要做好协调。可以通过风险评估的方法来解决协调的问题。假设不同部门出台不同的政策，在政策出台后，合起来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在政策出台前，先做一些思想实验和模拟评估，在分析评估阶段，与市场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互动，而不是关起门来制定政策，这样就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政策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
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关政策的出台要更加审慎，更加包容，对市场主体来说更加可预期。政府和市场之间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沟通和互动，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稳定预期，共同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