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难”吗？记者要扪心自问三个“有没有”！

　　时常有媒体同行抱怨，开展舆论监督难。

　　舆论监督真有那么难吗？该如何看待其中的难？

　　以我多年来的实践体会，开展舆论监督当然有难度。这种“难”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其实很大程度上难在媒体和记者自身。

　　自问并回答好三个“有没有”，就能得出舆论监督难与易的正确认知。

　　第一个“有没有”——有没有过分放大舆论监督难度？

　　舆论监督的性质是批评，不是表扬。对于“揭短”“亮丑”，自然会有人不愿意，不高兴，甚至千方百计加以阻挠，“难”就在所难免了。

　　“难”是舆论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这项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的必然反映，也是针砭时弊、激浊扬清、促进解决问题，在社会公众中产生强大影响力必然要带来的结果。

　　举凡世界上重要的事情，做起来都难，舆论监督亦然。舆论监督不仅过去难，现在难，今后也难；不仅在中国难，在国外也难。

　　从另一个角度看，舆论监督“难”未必是坏事，它使我们看到这项工作的特殊价值所在。什么时候舆论监督不难了，那么其作用可能就不大了，效果可能就不好了。

　　舆论监督难，看似是个大问题，其实是正常的事，是符合新闻舆论监督规律的。对其之难，如果不能正确地、辩证地看待，就会过分放大舆论监督难度。

　　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不少领导和部门对舆论监督是支持和鼓励的，这方面的论述、讲话和例证可以列举很多。

　　就主流媒体舆论监督而言，我们可以使用的报道空间，远远大于已经使用的报道空间。

　　过于放大舆论监督难度，就会对有利的外部条件视而不见，使得回避舆论监督成为掩盖自身不担当、不作为的借口。

　　在一些传统媒体裁撤深度报道部门的情况下，《经济参考报》设立调查报道室，充实监督报道力量，实现舆论监督常态化。

　　如果看不到有利条件，一味强调舆论监督面临的困难，忽略内在因素，这一举动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个“有没有”——有没有受困于惯性思维？

　　“报喜不报忧”，也可称之“只种花怕栽刺”。谁最害怕舆论监督？暗箱操作者怕之，以权谋私者怕之，官商勾结者怕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者怕之。

　　作为主流媒体记者，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守职业道德底线、严格遵循报道规范，对舆论监督这一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何惧之有？

　　一个时期以来，“负面报道”“负面新闻”之说与日俱盛，还派生出“控制负面报道”“减少负面新闻”等说法。

　　如果记者自身也将“舆论监督”与“正面报道”对立起来，必然对舆论监督视为畏途。

　　区别新闻作品是正面还是负面，要看其产生的社会效果是积极还是消极。任意拔高的“正面新闻”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客观公正的“负面新闻”也能产生正面效果。

　　对于“中央严令禁止、群众深恶痛绝”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视若无物，与其说在做精益求精的斟酌取舍，不如说是自己禁锢自己，自己为难自己。

　　主流媒体及记者在认知上存有偏差，自我设限，自削锋芒，自废武功，势必导致舆论监督功能退化，甚至让渡舆论监督职能，在相当程度上沦为新媒体环境下的配角和追随者。

　　舆论监督固然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特别是要给予更多制度上的保障，但主流媒体及其记者当前的一个迫切任务，是在舆论监督上自我“脱敏”、自我“摘帽”，思想上松绑解缚，走出认识误区，提高能力水平，敢于担当作为。

　　近几年来，我们敢于冲破思维惯性，理直气壮开展舆论监督，在舆论场逐渐形成监督报道的“经参现象”。

　　我们推出的北京某著名公园暗藏高端会所、中国福彩黑幕、境外特大网络赌博平台深度渗透国内、青海祁连山非法采煤案、甘肃敦煌毁林案、济南数千栋违建别墅侵占泉域保护区等问题的报道，为相关制度化治理措施的出台，做了直接和有益的舆论推动，雄辩地回答了“舆论监督是不是正面报道”的命题。

　　王文志在青海祁连山木里矿区采访途中，中央电视台“法治人物”团队摄。

　　第三个“有没有”——有没有保有不甘平庸的精神状态？

　　几位中国新闻奖评委都曾跟我谈到，中国新闻奖评奖鼓励高质量的舆论监督报道作品。

　　采写舆论监督报道固然不是单纯为了得奖，但这种声音从一个侧面传递出对优秀舆论监督报道作品的期许。

　　不甘平庸，是新闻工作者的重要品质。

　　缺乏这种品质，就会摸不准时代脉搏，听不到现实呼唤，感知不到百姓苦乐，经年累月地重复平庸的文字，“谁写谁看、写谁谁看”，遑论履职尽责、推动社会进步。

　　甘于平庸者，新闻职业精神滑落，必然伴生“能力恐慌”，搞舆论监督自然是勉为其难，会知难而退。

　　舆论监督报道避免平庸，需要扎实的调查研究基本功，需要下足“笨功夫”。

　　选择扩大采访半径和增加采访量级，想盛出一碗水，最好准备一整桶水，在采访数量达到一定积累时，往往会出现质的突破。

　　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青海“隐形首富”：祁连山非法采煤获利百亿至今未停》，就是笔者三上海拔4000多米的祁连山，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写就的，在不断求证过程中，报道才变得越来越扎实。

　　王文志在祁连山木里矿区，中央电视台“法治人物”团队摄。

　　每做一个有分量的报道选题，惯常的情形是，我们至少查阅数万字的资料，有时则要延展阅读数十万字，对一个地域、一个领域和一个事件的政治地理人文背景、历史脉络、演进过程及发展趋势做到胸中有数。

　　每做一篇舆论监督报道，要下载一二十篇以上的相关研究资料。通过对前期搜集整理的资料及相关数据和情况进行分析对比、归纳和提炼，才能从个性中找到共性，抓住更为规律性、普遍性的东西。

　　近些年来，我采写的报道先后6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且获奖作品都是舆论监督报道，并忝列第十七届“长江韬奋奖”。

　　回望这些舆论监督稿件，最为重要的，是要捧出一腔为民鼓与呼的赤诚。

　　因此，在抱怨舆论监督空间越来越小、路子越走越窄的时候，首先应该扪心自问：自己真的努力过了吗？

　　是否尽了最大努力去争取报道选题获得批准，是否在采访写作中有苦行僧般的求索，是否以自己的努力让人觉得你是放心靠谱的，是否遇到一两次阻力就轻言放弃，是否以自身平庸为借口放弃对精品力作的追求，是否像作家路遥所说的“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

　　难也罢，易也罢，舆论监督毕竟是新闻媒体和记者的一项重要任务，理应克服困难，肩负起职责，发挥其重要作用。

　　修养无限、学习无限、思辨无限、实践无限。

　　在对待舆论监督问题上，勇于突破自我，注重自省自知，才能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破难而行，从中获得职业荣誉感和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