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石头过河的市场，注定行情跌宕。随波逐流的千万散户，难免命运多舛。
用A股见证者谢荣兴的话说，最早一批炒股的人中，不少人赢得起输不起，大起大落之后“喝酒疯掉的、神经错乱的都有”。美好回忆不少，但大部分还是酸涩的痛楚。
于是，那些今天依然活跃在股市中的，第一代牛散的故事与经验，格外为人称道。
李志林、大老李、杨百万、应建中，这些常青树的背后，无不埋藏着改革的伏笔。
当下如火如荼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他们眼里，或许是中国股市最后一波由政策全面推动的投资机会。
改革总会带来受益者，政策利好的机会，总会被有准备、有远见的人抓住。
李双城，人称“大老李”，曾是上海染化七厂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工人，后在股市闻名遐迩。擅长谈股论金，至今仍有拥趸无数。
李志林，外号“哲学家”，博士出身，走马灯似地换了多个职业后，手握哲学辩证这个法宝投身股海，在散户中的影响力经年不衰。
杨怀定，做了20年“草根股神”，你要是问他有多少资金，他准保回答你：不是叫我杨百万吗？那就算一百万好了。
上海滩第一代炒股大户，是这些名字的共同写照。
而在今天看来更具故事寓意的是：经历了A股市场20年牛熊轮回，浪花淘尽英雄，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幸存牛散。
其实，秘诀并没有那么深奥。李嘉诚说，地段、地段还是地段；而这些牛散鼻祖们会说：改革、改革还是改革。
扑面而来的四次暴富机会
A股市场20多年风云变幻，指数跌宕起伏，行情变脸比翻书还快，但亲历其间的资深股民们掰着指头数一数就会发现，真正可以称得上“扑面而来”的暴富机会，大概就四次。
也许是注定，这四次机会均由政策推动——认购证、转配股、B股对境内开放以及股权分置改革。
特别是对见证A股诞生的投资者们而言，认购证和转配股无疑成就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在早期股民中，可以说无人不知大老李。本名李双城的他，原本是上海染化七厂的普通工人，一纸认购证，让他看到了绝佳机会，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上交所开业后，中国资本市场股票发行与交易两个轮子同时启动。1991年，上海先后发行兴业房产、浦东大众两只股票，由于购买的人太多，以至于发行时甚至需要大量警察维持秩序。
于是，当时主管证券市场的上海人民银行决定，1992年发行的股票，采用凭股票认购证摇号中签认股的方法。凡需认购股票的投资者，先要购买认购证，然后根据认购证摇号中签认股。
即由证券公司根据股票发行情况，一年摇号若干次，如有多种股票在短期内发行，则归并在一起摇号产生中签号码，由投资者认购。股票认购证每份收费30元。
30元，这对当时月均工资仅3、4百元的普通人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一道门槛，令很多人打了退堂鼓，因为如果买了认购证却没中签，就意味着花了30块钱买了一张废纸。
而认准机会的李双成，一战成名。
他一下子买了3000张，是当时买认购证最多的。“如果这些认购证全部正常申购股票，或许大老李早就是千万富翁了。”有资深股民说。
据统计，截至1992年2月1日认购证发行结束的时候，一共售出2077665份股票认购证，购买者大多是上海本地市民。
“可惜大老李后来把这些认购证以100元的价格卖出去大半。”有朋友透露，尽管赚了两倍多，还是让他痛心疾首。
不过，凭借这些认购证，大老李还是赚到了第一桶金。当时证券营业部大户室的门槛只有30万元，他可以堂而皇之地走进去了。
大老李的故事只是一个样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200多万张认购证，正是改革带给投资人的第一个超额大红包。
借助认购证，就可以中签新股，在当时购买者多股少的情况下，股票价格一飞冲天，有了认购证几乎相当于稳赚不赔的机会。
有资深股民介绍，如果按照认购证正常申购新股的话，一张认购证可以分四次申购股票，平均每张可以带来数万元的赢利，“这就是暴富的机会”。
事实也证明，股票认购证是股市给早期投资者的一次绝佳机会，尽管之后开始向全国推行，但由于后续购买者太多，认购证的中签率大大降低，再也没有能产生这样的财富效应了。
灵敏猎手的幸福记忆
错过了认购证的投资者，无比焦急又兴奋地等待着下一次机会。转配股，成就了他们中的那些灵敏猎手。
用疯狂来形容这波浪潮一点不为过，收益动辄数倍乃至十几倍。“幸福来得太过突然”，华联商厦、东方明珠、上海金陵……参与其中的投资者，大都赚了个盆满钵满。
以东方明珠为例，4.5元的配股价，出来的时候是45元，一下子就翻了十倍。
根据投资者老王的叙述，当时在朋友推荐下买了1万元的上海金陵，没想两年后可以流通上市时，一下子赚了十几万。
作为我国股票市场特有的产物，由于当时没有增发再融资，上市公司募资必须通过配股进行，如果国家股、法人股的持有者放弃配股权，将其有偿转让给其他法人或社会公众，这些法人或社会公众行使相应的配股权时所认购的新股，就是转配股。
而根据当时的交易规则，转配股在一定时间内不能流通，只能通过分红实现收益，因为分红收益寥寥，获配股份往往不受待见，这时候国家股往往会将自己的配股权让渡给其他法人或者社会公众；另外在大股东没钱参与配股的情况下，也会把配股权让渡给社会公众。
这种不能流通的配股，让灵敏的投资者嗅到了机会。
参与其中的老股民介绍，尽管规定一定时期内不能流通，但是随着上市公司送股、转股和配股的实施，转配股的总数逐渐增大，影响了股市流动性，这使得监管部门开始放行。2000年3月，证监会决定从当年4月开始，用24个月左右的时间，逐步允许转配股分期分批上市流通。
配股可以流通，一下子解决了其核心价值问题，大股东也有了做高股价的动力。
加上同现在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一样，实行转配股的公司基本都是高成长公司，企业配股资金投资的项目也都是高回报项目，这令配股资金不断产生新的利润增长点，其中不乏大冷股份、冀东水泥这样的经典案例。而且股价处于高位的股票，主力还会趁机拉抬股价。
“正是卖了上海金陵后，用赚的钱付了房子首付。”老王感慨，现在房子涨了近10倍，“真是好事儿都赶上了”。
至于随后的B股投资行情，主要被少部分嗅觉灵敏且有门路的投资者抓住了。
2001年2月19日，证监会发布境内居民可投资B股市场的决定，但同时规定了境内投资者新入市的资金要到当年6月1日方可进场，这也使得此间股市有巨大利好支撑从而诱发大涨。
政策公布后的第一个交易日，由于大量买盘以涨停板的价格参与集合竞价，而卖出盘寥寥无几，B股全线无量涨停。这种连续涨停的状态一直从当年2月20日持续至3月6日。从3月7日打开涨停板之后至5月31日，场外资金的大量涌入推动起井喷行情，两市均放出了2001年度的天量，期间B股大涨近200%。
有意思的是，当境内投资者可以购买的时候，境外主力资金已经开始撤离了，导致6月1日后入市的境内投资者几乎全线被套。B股市场也从此陷入调整，其中上证B股指数最高跌幅达46％。
这波政策行情中，一些嗅觉灵敏的投资者通过到境外开设账户，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股价就实现了数倍的收益。
老王的一个朋友，此前买入钢管股份（现宝信软件）一年多，尽管成本只有8美分，但是并没有赚多少，后来在上述行情中，全部以一块多美元抛出，获利十几倍。
B股行情之后的股权分置改革，则成就了更多股市牛人的美好回忆。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完善市场基础制度和运行机制的一次根本性变革，股权分置改革被誉为中国股市的划时代里程碑。随着股改全面推进，市场一扫2001年开始的连续5年的阴霾，上证综指从1100点附近一路高歌猛进，2007年10月16 日触摸到6124.04 点，指数涨幅超过5 倍，如此波澜壮阔的行情，造就了无数投资神话。
在上述整体性行情中，不少投资者买入钢铁有色等大盘蓝筹，年均收益四五倍的比比皆是。不过，盛极而衰，股权分置改革也透支了投资者的心理热情。
永远的甜蜜回忆，只属于幸存的牛散。
特殊年代的渴望宣言
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股市，受制度、市场以及投资者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跌宕起伏，过山车行情频频发生。但20多年来，造就牛散的原始动力没有改变，那就是投资者希望借助股票，改善命运的渴望。
李森发，被早期股民称为“小山东”，兄弟姐妹多，父亲做炒货小生意，生活艰辛，贫穷给他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股市，听说一天可以赚几千元，李森发豁出去了。
几年的积蓄，一下子全部买入“小飞乐”股票。几个月后，李森发择机卖出，换来了7万元的回报。
相同的命运让很多人发出了和“小山东”一样的渴望宣言。
中国第一代股市牛人中，除两位具有博士文凭、个别人具有大学学历外，大多仅有中学甚至小学水平。很多人是“上山下乡”回城知青，对股市这种可以一夜暴富的新事物不熟悉，却无比感兴趣。
除了大老李，后来被称作杨百万的杨怀定，此前在工厂里做仓库保管员，每月60多块钱的工资，吃不饱，但饿不死。对那时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心有梦想的杨怀定来说，这显然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
可谁也没想到，股市随后的表现让他们悲喜交加。
1990年底到1999年，市场经历了五次牛熊轮换。第一次大牛市，时间是1990年12月19日至1992年5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以后，挂牌股票仅8只，当时实施1%涨跌停板限制，股指从96.05点开始，历时2年半持续上扬，最后竟达到1429点，两年时间涨了十多倍，即使是2007年的大牛市中，也未见如此涨幅。第二次牛市中，三个月大盘涨幅就高达303%；第三次牛市中，一个半月大盘涨了两倍。
盛极而衰。迅速上冲之后，市场也就开始价值回归，1992年5月26日至1992年11月17日，仅半年时间，股指又从1429点下跌到386点，跌幅达73%，下跌之迅猛，同样不逊色于2008年的大跌。
如此急剧跌宕的行情下，早期投身股市的不少人都被无情地淹没了。
上海滩第一代炒股大户中，目前依然活跃的，仅有李志林、大老李、杨百万、应建中等。大部分的早期牛散，各领风骚3、5年，最终都从市场“消失”了。
而第一批炒股大户中的幸存者，大多是抓住了认购证或者炒卖国库券等机会。
“主要是运气好。”目前依然活跃的李志林对记者说，“当时股票作为新兴事物，参与的人还不多，很多人误打误撞就进入了市场，又恰好运气好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股票市场还有一个颇有趣的细节。
从上交所成立到本世纪初，基本处于无股不庄时代，由此导致的频繁过山车行情看得人心惊肉跳。但受到信息沟通的条件限制，当时又没有网络交流平台，投资者只能通过传统方式交流。上海“黄万国”街头股吧应运而生。
老股民说，那时在黄浦区万国证券营业部门口，每天收盘后都会聚集众多股民，很多投资者直到深夜还在听专家解盘。
这些坚守街头股吧至深夜的人们，无不怀揣梦想，求知若渴，寄望通过股市改变自己的命运。其中，不少人从那里走向了大户室，走向了自己的投资殿堂。
后无来者的掘金节点
今天再度遥望上海滩第一代股民，按当时“黄万国”营业部总经理谢荣兴的话说，除了少部分人有美好回忆，大部分只有酸涩的痛楚。
曾经声名显赫的“三只领头羊”，指的是三个姓杨的大户，现在只剩下杨百万一个人撑场子了。上世纪90年代初就坐拥3000万本钱的杨卫国，在赔光所有钱后，精神失常，落魄街头。
谢荣兴说，最早一批炒股的人中，不少人赢得起输不起，大起大落之后“喝酒疯掉的、神经错乱的都有”。“和我一起的第一代投资者中，只有少数人至今仍活跃在股市中”大老李说。
而这些幸存者的共同秘诀，就是通过政策来把握市场机会。
在大老李看来，炒股要看清大势，才能赚到钱。李志林说，中国股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产物，除了带有股市的一般规律外，更带有中国特色。市场很大程度上受政策主导，投资者一定要看懂大方向，自上而下进行选择，才能找到相对确定性的机会。
“过去，股市基本上就是政策市。”资深股民老王也认为，政策变化会迅速传导到股市，而观察政策需要甄别信息，“炒股要关注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尤其是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会对市场起到风向标作用”。
在1999年的5·19行情中，受网络股带动的股市突然爆发，随后多日大盘疯狂上拉，导致部分投资者对行情能否持续开始存疑。6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 规范发展》，文章对上涨行情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5·19行情不是过度投机，而是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要求各方坚定信心，发展股市，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
16 日，上证综指大涨5.23%。老王自己就是看到人民日报的文章，坚定选择了亿安科技，“6月下旬不足30元买进，拿了8个月后，100元卖掉，把前几年亏的全赚回来还不止。”
硬币总有另一面。政策市下，人民日报不仅担当过大涨推手，也曾被视为砸盘黑手。
1996年，上证综指从1月中的512点飙涨至12月11日的1258 点。5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大盘连续暴跌两天，上证综指分别重挫9.91%、9.44%，部分个股连续跌停。
如此这般的股市，让李志林等一众牛散对政策机会格外敏感。
对于当下的投资机会，他们纷纷表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是政策红利带来的最后一波整体性机会。
在李志林看来，通过不断深化改革释放红利是既定之策。无论从政治周期角度还是经济现状角度，贯穿了30年的国企改革正进入一个新的窗口期。
“顶层设计将落到产权这一核心命题，随着发展混合所有制加速推进，有助于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对于占上市公司总数过半的国有资本来说，占沪深两市六成以上市值的资产等待重估。”
包括李志林在内的牛散鼻祖们忠告：如果国企改革得以很好落实，带给股市的，将是一个堪比股权分置改革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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