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至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9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将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将于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
在提炼这两个重要会议的关键词时，中国社科院、中国气象局很自然地想到了“低碳城镇化”。城镇作为人类生产和生活集聚中心，是能源的主要消耗者和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者。
“气候变化和城市群的发展是令人类更容易遭受灾害影响的两大因素。”11月4日，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表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成为规模庞大的承载体，更容易遭受灾害影响并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也表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气候灾害愈加频繁，同时由于中国快速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城镇化建设面临更大的脆弱性和风险。
在当日举行的《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下称“绿皮书”)发布会上，专家们希望，城市能够更加节能、环保，走上“绿色、循环、低碳、生态”的发展之路。
然而，让专家们感到揪心的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高碳锁定已逐渐形成，并且在一段时期内很难改变。
尚未绿色，已经高碳
“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镇化推进模式是典型的粗放外延模式，特征就是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资源环境代价大，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绿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说。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预计，“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双重转型阶段，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8~1个百分点，到2015年达到55%，到2020年将达到60%左右。为了满足投资需求，未来20年中国城市将消耗全球能源的20%，并消耗最高可达全球石油需求增量的四分之一。
上述研究显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扩张走的是一条粗放外延式的城镇化道路。一方面，城镇化推进重速度、轻质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低，城镇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另一方面，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特征明显，资源配置效率低，城镇化推进的资源环境代价大。高消耗、高排放与快速城镇化相伴相生。
城市是大量人口与产业的集聚，对城市自然资源承载能力提出诸多挑战。以水资源为例，我国是一个水资源匮乏的国家，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缺水，其中2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许多地区已经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源，导致日益严重的“水质性缺水”。在流经城市的河流中，有60%由于污染而不符合作为生活饮用水源的水质要求。
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已超过2000万，远远超过其资源承载能力，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大城市病”难以避免。
“这种模式一旦形成，一段时期内很难改变。”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庄贵阳分析说，一方面是中国自有资源环境不足以支撑现在的高碳高排放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低碳城镇化涉及上百个产业部门数万种产品，既有存量升级改造的问题，也有增量优化调整的问题。
“城镇化的速度不是问题，如何避免被高碳锁定才是关键，只有保持城市适度的规模才能有效避免城市病。”庄贵阳说。
发展与转型矛盾突出
11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国的90%，排放的二氧化硫占全国的98%。中国地级以上287座城市排放的二氧化碳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72%。
“仅占全国地域总面积13.3%的市辖区，消费了全社会电力的55%。可见，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市辖区是能源消费密度集中的区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胡秀莲认为，中国城市发展与改善环境和向低碳发展转型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着如何避免高碳化发展模式的各种挑战。
高碳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能源消耗。胡秀莲介绍，受中国能源资源禀赋的制约，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长期以煤炭为主，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近20年来均徘徊在70%左右。燃用同等热值的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煤炭要比石油高出25%以上，比天然气高出40%以上。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邯郸、滁州、榆林、阿勒泰、海西州等城市的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80%左右。“十一五”以来，虽然这些城市的单位GDP能耗也呈逐年下降趋势，但由于底子差、基数大，时有反弹。因此，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成为这些城市改善环境和向低碳发展转型的主要障碍。
绿皮书称，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别较大，城市化水平的差距更大。因此，一些城市在相当长时期内的首要任务将是发展经济。
绿皮书介绍，对2005~2010年中国不同区域城市间的单位GDP能耗、人均能耗、单位GDP电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市辖区人均生活电耗等指标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镇能源利用效率分布呈现“中间多、两端少”的特点。
以单位GDP能耗为例，2009年在有观测值的214个城市中，城市能耗强度平均值为1.43吨标准煤/万元，能耗强度最大的是石嘴山市的6.75吨标准煤/万元，是平均值的4.7倍；能耗强度最小的是汕尾市的0.528吨标准煤/万元，仅是平均值的36.9%。可见城市间的能源利用效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绿皮书称，由于环境容量越来越小，节能减排的标准越来越高，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的产业，大部分属于能源、原材料初级加工业，其中有很多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这些产业转移到中西部中小城市必然为它们的低碳发展带来挑战。
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碳排放
自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AR4)以来，国际科学界在气候变化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研究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其中一项重要的成果就是“土地利用变化，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刘伟玲介绍，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碳排放是仅次于化石燃料燃烧的人类碳源，中国城市化进程速度快、规模大，由此带来的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效应将是影响我国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关键因素。
刘伟玲以快速城市化的深圳市为例称，近30年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深圳市土地利用特征发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深圳市城市化过程总体上为一个碳排放的过程，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不断增大，碳排放量也在持续增长，1979年到2010年增长了530倍，与同期能源消费碳排放量相比，土地利用碳排放量所占比例的趋势是先逐渐增大，然后又逐渐减小，从1979年的11.30%，增加到1995年的18.63%，然后又逐渐减少到2010年的8.18%。
“深圳市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社会财富积累都需要大量的土地、能源供应和消耗，因此不可避免地伴随大量的碳排放。”刘伟玲认为，要实现建设低碳城市、促进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和谐共存，城市应该结合自身土地利用特点，从土地利用优化、生态系统固碳增汇和低碳经济等方面探索低碳土地利用的模式和对策，最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高碳锁定的中国城镇”碳减排的压力巨大，但并非没有可能。王伟光认为，“中国正处在城镇化的中期，城市形态可塑性大，必须引进新模式来建造低碳城市。”
在城市碳减排问题上，我国仍有较大的操作空间。绿皮书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通过应用各种节能减排技术可实现的二氧化碳减排潜力约17亿吨，其中工业、建筑和交通部门分别占62%、24%和14%。
“城镇化的过程选择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同样，气候变化也对城镇化产生影响。”郑国光表示，推进低碳城镇化，就要在城市治理和规划设计中，协同考虑温室气体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风险与灾害的不同需要，转变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和治理理念，进行适应性管理，打造低碳韧性城市。
绿皮书也建议，建立城市适应性管理，需要制定一些政策保障机制，包括加大低碳和适应协同技术的研发投入，为企业开展相关活动提供税收和信贷支持，将低碳韧性城市的关键指标纳入城市规划、立法及政府政绩考核指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