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青和焦裕禄心心相印——和穆青交往的一些往事

　　□张持坚

　　悬挂在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办公楼内的穆青照片和他的名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图片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一）

　　2003年10月11日，82岁的穆青因病去逝。2004年底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穆青传》，其中采写焦裕禄事迹的经过是浓彩重墨的篇章，阅读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穆青和焦裕禄是那么地心心相印！穆青是掏出自己的心，把焦裕禄展现在了全国亿万读者的面前。焦裕禄事迹产生的影响一直在祖国的大地上绵延着，并必将会继续绵延下去。

　　（二）

　　我是1979年进入新华社黑龙江分社，成为新华社记者的。1969年我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不久开始从事新闻报道工作。那时就知道穆青，知道焦裕禄的通讯是他带队采写的，他的新闻作品深深吸引了我，不仅是文采，更是这些作品的时代性和思想性。如今步入新华社，得以能近距离仰视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很有幸的是，由于穆青特别关心年轻记者的成长，使得我和他有了一些交往。

　　那时新华社每年都要召开国内工作会议，总社领导、分社社长和总社采编部门负责人一起研究全年的新闻报道工作。1981年，会议搞了项改革，邀请一些分社记者与会。我被通知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到总社，见到了久仰的穆青。

　　正是国家转型、改革兴起的关键时期，“新华社怎样承担起时代的责任，为推进改革发挥积极作用”，成了大家的中心话题，各种情况、矛盾、难解的问题和令人耳目一新的现象等等都被摆了出来，会议开得热气腾腾。小组讨论时我也发了言，讲了在基层采访感到很充实的体会，深切感受到广大干部群众挣脱束缚，思想活跃，对改革充满激情，认为好多事情非改革不可；同时也感受到他们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会探索出切实可行的思路和办法来实施改革，觉得有许多新闻可写，能通过报道为改革鼓劲和出力。没想到我的发言被联络员写成简报报了上去，还发到各个小组。隔天又通知我，准备到大会发言。我一听急忙推辞：这可不行！我是新兵，在这么多大记者、名编辑面前岂能班门弄斧！

　　联络员说，这事穆青等领导都定了，你不要推，就像在小组会上那样讲就行。没有退路了，只好硬着头皮上台。我看到穆青来了，坐在台下听。他对记者多到基层跑，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反映改革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记者自身的思想认识水平也得到了提高，非常感兴趣，表现出赞赏的神情。后来他多次讲黑龙江分社有几只“小老虎”很活跃，希望总社和分社有更多这样的“小老虎”。事隔多年后的1988年全社工作会议上，穆青在讲话中又“旧事重提”，说“黑龙江分社有个叫张持坚的，他参加一个会议不是写了好多条稿子吗？至今我的印象很深。”“只要我们解放思想，突破框框，我看到处皆文章，可以写出很好的新闻来。”穆青对年轻记者的热情鼓励令我深受感动，平添了前行的动力。

　　（三）

　　1986年，黑龙江出版部门要出我的新闻作品集，书名为《写在黑土地上》。我头脑一热，给穆青写了封信，请他题写书名。信发出后心里又不安了：一个小记者，一本小册子，怎能冒冒失失地去打扰穆青呢？他多忙啊，每天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可没过几天，就接到信封上有总社字样的信，拆开一看，是穆青题写的书名，而且横的、竖的各写了3条供选用。我先是欣喜，接着便怔住了，猛地想起：请穆青题写书名的信中，竟忘了告知书名是横排还是竖排的了！此刻，看着穆青清秀又富有个性的字迹，心里涌动着浓浓的暖意，同时也感到自责和愧疚……

　　1991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我和同事蒋耀波、谢金虎编的《新华社中青年记者散文式新闻选萃》一书。它源自穆青1982年初的一次谈话。他说：“我们的新闻报道的形式和结构也可以增加自由活泼的散文形式，改变那种沉重的死板的形式，而代之以清新明快的写法。只有在这方面有所创造有所突破，才能真正对八股式的新闻作点改革。”这在新华社记者中引起共鸣。文风不是小事，党八股遭到毛主席多次批评，而八股式的新闻报道同样味同嚼蜡，引不起读者的兴趣和关注。现在改革开放的新事物、新情况层出不穷，不贴近实际、贴近读者，生动活泼地去反映，怎么能为改革鼓与呼呢？于是一批年轻记者率先行动起来，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把新闻写深写活，让读者愿意看，喜欢看，以便能更好地发挥新闻的作用。经过几年的努力，积累了一些成果。“选萃”收入了60位记者的112篇作品，每人还总结了一段写散文式新闻的体会和感悟。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的南振中为之作序。此事在社内成为一时之美谈。

　　（四）

　　我虽然在黑龙江分社，和穆青隔着很远的距离，但印象深刻的是，从分社社长孙铭惠、副社长李惠民的身上，同样能感受到他们像穆青一样重视对年轻记者的关心、支持和引导。他们对穆青很尊重，每次到总社，只要有机会，都会去看望他，和他聊工作聊思想，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向他讨教；回到分社后便自觉地把他对新闻工作的理念和做法运用到分社的工作中。可见穆青的言行所形成的“气场”，深深地影响着新华社的各级领导干部。有一件事情我不会忘记，1981年1月1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赫然”刊登了署名“人民日报黑龙江记者站、新华社黑龙江分社张持坚”的“更正”（那时分社挂两块牌子，记者为两家机构写稿），这在分社可是从未有过的事。1980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写的一篇专稿，内容是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张伞，推举错划为右派的吴庭训出国考察受到好评。报道写到，吴庭训专业知识渊博，符合上级提出的出国考察人选要求。可名单报上去后，有关部门几次要求换掉他。张伞知道他们是对一个“改正右派”只身出国不放心，回答说：“一个错划成右派的同志，为啥至今还得不到信任？你们的胆子是否太小了！”后来经过多次交涉，上级部门终于同意吴庭训出国。他在日本进行了14天的考察访问，圆满完成任务，我国驻日本使馆和上级部门都很满意。稿件刊发后，《人民日报》又在头版“今日谈”专栏发表了“怎样看待‘改正右派’”的评论。没想到上级部门对报道不满，说他们不是要换掉吴庭训，而是要兽医研究所多提几个人选，以便挑选。人民日报接到投诉后，问我稿件是否送上级部门审核过，我说没有。他们批评我这样做是不妥的，决定刊发“更正”。那时我到分社刚一年多，就给分社丢了脸，压力很大，准备挨领导的一顿猛批。分社领导在了解了我是在哈尔滨市委统战部的会议上，哈尔滨兽医研究所领导发言中得到的信息，又找当事人作了进一步采访后写的稿子，肯定了我的工作热情和对新闻的敏感，认为稿件抓住了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很有价值；同时要我吸取教训，注意把采访工作做得更细、更扎实，养成审慎和严谨的工作作风……正是春风化雨，循循善诱，“教”和“训”的指引，入脑入心，比“狠批一顿”要深刻得多！我的情绪稳定下来，把“消极接受教训”的念头一扫而光。我把“更正”从人民日报上剪下来，贴在1981年记录本的第一页，在它下方写了“接受教训”4个字，它成为永存我心间的财富。

　　以后随着对新华社情况了解的增多，知道穆青不仅受到社内各级干部的敬重，不少编辑记者，包括总社后勤部门的一些驾驶员、搞基建盖房子的工人师傅和清扫员等都和穆青交上了朋友。连一些多年前的采访对象，穆青也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有的甚至延续到了他们的第二代。他有个习惯，办公室的门从来不关，敞开着的，来谈稿子、提建议，甚至有怨气和烦恼的，都可以“闯”进来倾述。穆青总是耐心地听完后，和他们讨论，提出自己的意见。正因为这样，他给新华社的人的感觉，犹如一棵大树般踏实。在总社大院，人们见到他，都不叫社长，而是叫“穆老头“、”老穆头“，或者干脆就叫“老头“。穆青乐呵呵的，喜欢这样的称呼，感到亲近和实在。平等待人是他一贯遵循的原则；“堂堂正正，别无追求”是他矢志不渝的信念。“一把手”带头这样做，一个单位和谐、友好、向上的氛围就营造出来了。

　　（五）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离开黑龙江，调到新华社上海分社参与浦东开发报道。穆青也从社长岗位上退了下来。浦东举世瞩目的大动作，引起世界关注，也吸引着穆青的目光。1955年到1958年，穆青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对黄浦江西面的繁华和东面的落寞有深刻的印象。这回他特意来到浦东，要看看这片热土的变化。我们安排他住在浦东，陪他转了一个星期。他照相机不离手，一边听我们介绍情况，一边频频摁动快门，不时爬高、俯身，东奔西跑捕捉目标，眼光里满是孩童般探寻和求知的渴望。

　　有一天，穆青说想吃油条。他说在上海分社工作时，常在马路边的大饼油条摊上买油条吃，觉得能感受到市民的生活气息。我们便决定带他到新建成的“由由饭店”去吃。并告诉他，“由”是田字出头，取这个名是因为盖这幢大楼的主人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它象征着种田人出头了，浦东农民在奔向新的征程。穆青听了连连说“农民出头好！农民也能盖大楼了！”可不巧，那天饭店早餐没有油条供应。我们便到外面小摊去买。因为隔了几条马路，待油条上桌有些凉了，没有刚炸出来时香脆可口。可穆青笑咪咪的，吃得津津有味，他一定想起了正值壮年的自己在这座城市里工作的情景，一定闻到了那股市民生活的烟火气……

　　那些天和穆青朝夕相处，我们无话不谈。我向穆青说起为我的书题写书名的事。他说“写在黑土地上”好，搞新闻就要到基层跑，到群众中去跑，新闻是跑出来的，坐在办公室里靠看材料、想点子是写不出好新闻的。他还说他喜欢书法，习字不断，来找他写字的不少，“不过想借我的名用于商业目的，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他还告诉说，他办公室挂的条幅“勿忘人民”，是他写的最多的四个字，“这是我的心声。不少朋友喜欢，问我要，我就写给他们，大家一起共勉。”

　　——“勿忘人民”，这不正是穆青写出包括焦裕禄在内的许多优秀新闻作品的根由与源泉吗？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曾任新华社黒龙江分社副社长、上海证券报第三任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