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思维塑造了现代社会——读《万物皆可测量》

　　《万物皆可测量》

　　（美）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 著

　　谭宇墨凡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7月出版

　　欧洲为何崛起，又是如何发展，这是一个经典话题，也是一个老话题。经典话题意味着人们总在说起它，随着每一次新的理解注入，老话题也会常说常新，重新焕发青春，从而间接拓展了人类知识的疆域。工业革命往往被认为是西方与世界的一个分水岭，中外传统历史教科书给的标准答案往往如出一辙，那就是科学和技术使得西方开始分化。不过美国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则另辟蹊径，在《万物皆可测量》一书中，他大胆地将西方与世界的分流推进到14世纪，准确地说14世纪末的几十年。

　　作者的观点显然与主流不同，这使得本书充满趣味和争议性。克罗斯比原本从事生态环境史研究，但是西方如何崛起对他来说几乎是毕生在研究的课题。作为生物决定论者，他目睹过很多用种族主义来解释的论调，但是他对此并不认同，而是从一名生物决定论者的视角展开反思：西方人的生物优势是否太明显，他们所到之处，让疾病传播给当地原住民，自己则携带了各种动植物以及先进的武器，能够组织起各种人力与资本，进行跨越洲际的航行，最终对广阔的世界进行欧洲化改造，从而使得所到之处都变得适合欧洲人居住，从中获得了有用知识以及力量。

　　为什么当时的欧洲人可以做到？核心在于一场认知或者说心态革命。作者认为正是从14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几代人中，西方人发展出一种新心态，那就是更加纯粹地依靠视觉和定量的方式来认知一切，包括时间、空间和环境，正是这种心态改变了后面的历史。“西方独特的智力成就是把数学和测量结合在一起，用其理解一种在感官上可知觉的现实，而西方人完成了一次信念的飞跃，认为这样的一种现实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统一的，因此也易于接受此类检验”。也正因此，作者认为西方人的优势不是传统认为的科学与技术，而是他们的这种心态或者说思维习惯，这使得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快速发展，从而在行政、商业、航海、工业和军事等方面掌握了决定性的技术。

　　而这段时间正好是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出现的从“定性认知”到“定量认知”的划时代转变，使得他们对于测量现实世界有了本质认知，也掌握了更多优势。在这个推进过程中，有各种人物出现，有大科学家，如大家熟悉的哥白尼和伽利略；也有各种幕后实权人物，比如可以在国家甚至大陆间调动财富的银行家，以及新兴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和官僚。当然，还有更多默默无闻却在历史中留下痕迹的人物，比如依靠自学研制出大炮的工匠，或者是孜孜不倦描绘海岸线的制图师，或者是发明机械的师傅，以及发明运用推广复式记账的商人等。

　　正是知名和不知名的他们，带动了一场定量思维的革命。从此世界的形貌发生了变化，时间与空间都发生了改变。比如时间，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曾说过：“时间是什么？没人问我，我很清楚，一旦问起，我便茫然。”这不全是哲人的神思，部分也源自当时的现实，毕竟在一个多数人是农民的社会，历法并不精确，即使是圣人的生日也往往混淆不清。但是，自从有了城市，钟表就开始流行，欧洲语言的表（clock）都是钟（bell）的意思。拉伯雷就说过“没有钟的城市就像没有手杖的盲人”。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去的一小时并不精确，并不是像今天那样等于六十分钟，长短全凭心情。直到1300年之后，随着机械钟的出现，均等小时逐渐取代不均等的小时，从此时间被分离出去了，变为生活之外的纯粹形式，对时间精确痴迷也成为现代性一大特性。

　　时间或者钟表，只是一个案例，更多变化正在欧洲发生，地图、运算法则、五线谱、透视法、复式记账法等工具一一出现，最终让人们从过去精灵鬼怪巫术的世界中解放出来，进入了一个理性的现代世界——“精确、准时、可计算、标准、官僚、严肃、恒定、协调良好，以及程序化。”作者认为，这一切多多少少都和视觉以及定量有关。

　　这一切变化，都孕育在欧洲传说中黑暗的中世纪，然后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而大放异彩，最终使欧洲领跑世界。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在欧洲，是什么孕育了这些变化？毕竟欧洲当时并不是处处占优，有些技术变革还是从东方传入西方。作者在书中指出，即使是西方人，也常常忽略定量，至少在1200年左右还是很少考虑或认真思考可量化现实的概念。“将抽象数学和实际测量相结合，之后又疏忽、忽略和遗忘，这种进步与倒退的循环是人类历史的常态”。可见，遗忘这类知识是常态，而西方找回这类知识是例外，动力则来自实际需求而不是理论。从1275年到1325年之间，有人建造了欧洲第一座机械时钟和第一门大炮，这些装置迫使欧洲人以量化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来进行思考，波托兰航海图、透视法和复式记账法这种三种重要发明，也基本在同时或者稍晚时期出现。

　　《万物皆可测量》向人们解释了一个革命性变革的前因后果，那就是定量很重要。但是通过对比，我们的思考可以更进一步，定量能够出现并且运用的前提其实是现实需要，这意味着，需要有产权制度以及财产交换的推动，才可能带动数字测量、会计账簿、商业组织等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实现“测量一切”，本身就是不简单的事，是原因也是结果，这需要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才能孕育，需要有需求才能诞生并且推动更多技术与理念革新，任何技术或者理念进步，其实都不是单边突进的结果，而是社会文化土壤合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