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证圆桌 | 统筹谋划发挥政策效果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洪群联

　　魏凤春

　　罗志恒

　　明明

　　张斌

　　主持：于勇 王敬博 毛佳慧

　　圆桌嘉宾：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服务业室主任、研究员 洪群联

　　创金合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魏凤春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罗志恒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明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冶研究所副所长 张斌

　　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全面总结2023年经济工作，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有哪些新提法、新部署？如何看待明年的政策取向？明年产业创新的关键是什么？如何扩大内需？明年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本期“上证圆桌”邀请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服务业室主任、研究员洪群联，创金合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魏凤春，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冶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

　　上海证券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如何看待明年政策取向？

　　洪群联：一是“稳”，稳预期、稳就业、稳增长，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扩大支持规模，推进结构性减税降费，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为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注入强劲动能。同时，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二是“进”，着力提升发展质量，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三是“协调”，统筹投资消费、对内对外、城乡区域、生态民生等领域协调发展，注重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和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注重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注重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

　　魏凤春：首先，政策目标是明确的。会议指明，即使面临内外部压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目标必须坚持。

　　其次，形势判断是客观的，直面经济遇到的问题。除“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外部环境”等挑战外，还增加了对“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判断。

　　最后，政策实施的路径是循序渐进的。会议指出在意识形态上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不能让噪音干扰政策的效果。同时指出目标的实现是长期而曲折的，政策思路更积极，更讲究平衡和统一。

　　罗志恒：预计明年能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速，主要动能将是服务业、高端制造和基建投资。进的政策促进稳的形势和稳的预期。同时，要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做好新旧动能接续，防止发生处置风险的风险。

　　先立后破对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的中国经济而言尤为重要。我国长期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摸着石头过河”“渐进试点”等做法就是先立后破的方式。

　　政策基调的积极方面还表现在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上，会议强调“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

　　明明：第一，“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稳中求进”体现了“稳”的政策基调。而“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则释放了更加积极的信号。

　　第二，“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这句表述与2021年底的“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2022年是典型的政策靠前发力的年份，央行降息、财政前置。

　　第三，“加强政策工具创新”近年来首次放在宏观政策的表述中，或意味着明年财政、货币政策领域会推出一些创新工具。

　　张斌：“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是一种工作思路。这种工作思路强调多做加法，强调在发展中解决矛盾和问题。

　　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把“稳”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稳”具体指经济增速和就业要尽可能地贴近潜在经济增速，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另一方面，政策上要追求“进”，不是什么都要做，要有优先次序，排序的原则是多做加法、先做加法，在“稳”的前提下再去考虑减法，“先立后破”。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上海证券报：产业创新已成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明年产业创新的关键是什么？

　　洪群联：一是强化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主动适应和引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重点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量子、生命科学等领域，培育新支柱、开辟新赛道、形成新优势。

　　三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推广使用先进技术，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巩固传统产业竞争优势。

　　四是完善产业创新的生态环境，发挥好政府的战略导向作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的政策支持力度，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流动集聚，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等科创金融发展。

　　魏凤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其建设需要从需求、要素、技术以及制度等层面全方位发力。需求指的是居民的高质量需求，与需求不匹配的产业是没有市场的。要素应该是符合环保安全节能等基本的要求。技术目前指的是新型工业化与数智技术以及绿色科技结合领域。制度主要指对企业家才能与科技人员才能的合理定价。

　　罗志恒：一是稳存量，制造业重点产业链要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传统产业要加速转型。会议提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要求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意味着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口，政策会进一步支持重点产业增强全球影响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这也会带来技改投资，有利于稳住经济基本盘。

　　二是提增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要进一步发挥。会议提出“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谋划了发展路径。此外，会议强调了对数字经济领域的支持，更在货币政策表述中特别点明，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数字经济的支持力度，数字经济产业或迎来大的发展机遇。

　　三是谋变量，会议提出“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2024年未来产业的图谱将逐步清晰，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等未来产业的支持力度将大幅提升。相关部门也将加速出台规划或行动方案，未来产业或正式进入政策导入期。

　　四是强保障，会议提出“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传统的财政资金很难适配新兴产业企业的发展诉求，而创业投资、股权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能够为相关企业提供稳定的长期资金，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预计明年对创业投资的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明明：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方向来看，一方面要盘活旧动能，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以赋能实体经济；另一方面要挖掘新动能，加快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量子、生命科学等未来产业新赛道。

　　张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较为复杂，推进过程中的工作重点是补短板。首先是找到短板，从我们做的一些调研工作中发现，基础科学研究、从基础科学到具体应用的转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当前产业升级中比较突出的短板。

　　未来创业创新的关键就是补上这些短板。须理顺科研机构的激励机制，进一步深化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对外交流和开放，集中力量打破技术封锁，攻克技术难关。此外，对新技术、新产业的投资是长周期、高风险的活动，须对接适合的融资渠道，支持和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非常重要。

　　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上海证券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未来将如何进一步扩大内需以促进经济发展？

　　洪群联：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不够强，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不足，同时投资效率降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针对这些问题，扩大内需不能顾此失彼，应统筹兼顾，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要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多渠道增强城乡居民收入，积极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优化消费环境，充分释放消费潜力，以消费扩容升级促进有效投资。

　　另一方面，要提振有效投资，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引导全社会投资的重点放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等关键领域，养老设施、生活设施、农村基础设施等薄弱环节，以及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等消费扩容升级领域，以有效投资带动消费升级。

　　魏凤春：2024年扩大内需的重点是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潜在的消费中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也非常重要。消费是由收入决定的，收入又与储蓄、工作带来的即期收入与投资带来的预期收入息息相关。后两者是由投资决定的，因此消费与投资可以形成良性循环。

　　罗志恒：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主要从两方面发力：

　　一方面，刺激消费须解决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和消费意愿不强这两个关键问题：在居民信心不足情况下，对中低收入人群发放现金补贴有利于提高消费能力；通过财政支出结构向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公共消费领域倾斜，有利于解决居民后顾之忧，提高居民消费意愿。中长期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消费不振的问题，应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引导中长期消费升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着力。

　　另一方面，扩投资的同时要综合考虑投资的效益，把更多资金用于支持国家重大战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惠民生补短板等领域。

　　明明：现阶段供给与需求存在显著缺口，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经济修复的关键因素。会议将投资与消费二者结合进行整体部署，意味着未来投资或将更加注重效率，投资方向或将向关键民生领域倾斜，与最终需求相匹配，而需求的好转也将带动相关领域投资增长，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消费方面，会议提出要“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预计以智能家居、国货“潮品”为代表的新增长点将成为下阶段发展重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的提法与今年以来的促消费政策一脉相承，新能源汽车及电子产品将是重要的消费动能。此外，会议还提出“要以提高技术、能耗、排放等标准为牵引，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体现了对绿色消费的重视。

　　投资方面，会议提出“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培育发展新动能”，投资乘数成为关注重点，且投资将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重点领域倾斜。

　　张斌：当前我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有待提振。在需求不足、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提高消费对投资有好处，提高投资对消费也有好处。无论是扩大消费还是扩大投资，关键都要落实在信贷增长上。信贷上去了，居民、企业和政府口袋里面的钱多了，支出和收入就上去了，盈利和投资就上去了。

　　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上海证券报：为确保经济稳健运行，明年防范化解风险有哪些重要工作？

　　洪群联：第一，房地产正在发生新的结构性调整，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须促进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既要加强监管，健全房地产企业主体监管制度和资金监管；又要优化支持，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对正常经营的房地产企业不抽贷、不断贷、不惜贷，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还要促进转型，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加快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完善相关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第二，对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总的要求是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一方面，丰富化解地方债务的工具和手段，强化风险监测、评估和防控机制。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边化债边发展，更大力度激发社会投资；另一方面，健全地方债务管理机制，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归还各环节，将绩效管理融入项目资金全过程，突出地方债务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第三，持续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化险，避免“一刀切”，要“一省一策”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稳步推动村镇银行改革重组和风险化解。同时，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提升公司治理能力，保证金融风险持续可控。

　　魏凤春：第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的外部风险。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将导致人民币汇率稳定继续受到考验，这会影响国内资产的合理定价。

　　第二，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如果不能迅速给出有力的解决方案，会影响社会预期，这考验政策的力度和执行力。

　　第三，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产业更替是必然的，结构性机会背后是结构性风险，除了显性风险外，无法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公司破产带来的信用风险须高度关注。

　　罗志恒：一是继续推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工作，强化地方债务约束，防止隐性债务化而不绝。

　　二是化解房地产风险，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化解房地产风险，有四个重要抓手：其一是做好“保交楼”工作，加强对房企预售资金监管，保障购房者合法权益；其二是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其三是提振居民购房信心和需求，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更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其四是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

　　三是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防止风险蔓延。化解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首先是要明确原则，其次是压实属地责任，最后是大力推动合并重组。

　　明明：房地产方面，2023年11月以来，支持房企融资的政策密集落地，会议强调“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可期待增量的融资支持政策推动化解地产信用风险。中长期而言，加快推进“三大工程”可起到促修复、振信心、强预期的作用，促进行业基本面的修复与风险出清。

　　地方债务方面，会议提出“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献”，不仅重申了地方债务风险化解的重要性，也强调了不同地区应“各司其职”：经济大省重心更应放在稳定全国经济之上；对于债务负担相对较重的地区，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则是重中之重。展望2024年，一揽子化债将继续推进，金融机构的参与值得期待。

　　张斌：稳住房企的融资现金流是当务之急，这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策上的支持。需求方面，可进一步降低政策利率带动房贷利率下降，鼓励银行住房贷款利率竞争带动房贷利率下降，阶段性解除限购和限制贷款政策，对中低收入群体首套房采取补贴政策等。供给方面，主要是通过有选择性的资产收购或者其他方式的政府信用背书，帮助房企重回金融市场融资。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上海证券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如何理解这一表述？

　　洪群联：一方面，不同部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着政策目标优先顺序差异的问题，导致不同领域政策之间相互“打架”、政策效果相互“抵消”，弱化了政策效果。

　　另一方面，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涉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直接的经济政策，也需要许多非经济政策，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更好发挥政策效果。为了更好发挥政策效果、避免“合成谬误”，同时更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要求，必须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魏凤春：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主要表现为，所有政策都要围绕高质量发展进行，更加讲究平衡和统一，这是提高政策效率，减少政策成本的必要条件。

　　平衡主要体现在：安全和发展的平衡；立和破的平衡；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的统筹；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的国民待遇。

　　统一主要指的是：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将高质量发展统一在新型工业化、数字化、新型城镇化与农业产业化中，明确了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

　　罗志恒：一是部分政策之间缺乏系统性和统筹谋划，存在碎片化倾向，制约了政策效果的协同发挥。

　　二是部分非经济政策的紧缩效应，客观上导致企业和居民的信心不足。减税降费后，企业仍不敢大幅追加投资、居民不敢提高消费，结果就是减税降费并不能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减税降费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因此，在政策实施上要强化协同联动、放大组合效应，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明明：近年来，在财政扩张、政府债券净融资额较高的阶段，央行往往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或降准等方式来释放流动性。例如今年8至9月政府债券加速发行的阶段，央行积极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并在9月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低25个基点，对冲政府债供给压力。在财政政策适度加力的基调下，通过降准释放流动性来对冲政府债供给压力将是比较可行的方向。此外，考虑到当前通胀低位运行的压力，实际利率有所抬升，后续存在通过降息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可能性。

　　张斌：做到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是对各个部门开展工作的要求。要明确主要矛盾，明确主要政策目标。不是各个部门的各个目标都要兼顾，要有所取舍。各个部门在制定本部门政策的时候，不能只考虑本部门，要学习和理解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政策目标，通过本部门的工作帮助解决主要矛盾，实现主要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