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九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充分体现了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三大主线。证券公司作为资本市场重要中介机构，要积极落实好新“国九条”精神，将功能性放在首位，加快建设一流现代投行。
“十四五”后期及更长时期内，把跨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作为拓展投资空间、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之一，不仅有利于促进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而且对加快跨省相邻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更对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与前两个“国九条”诞生的背景相比，资本市场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由国民经济代表性行业企业改制上市需要与资本市场容量小、层次单一的矛盾，转变为证券交易场所内外的物质（资产和股权）、资源（企业家精神、新质生产力等）、信息（市场定价）庞大的交易需求与资本市场的系统配套制度不够完善的矛盾。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传统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关乎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全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孕育着新质生产力，同时也是我国应对国际竞争的关键举措。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实施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促进政策，积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在科技赋能和消费升级驱动下，以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新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新型消费蓬勃发展，在释放消费潜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带动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据有关研究机构测算，2023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已超5000亿元，2030年有望达到2万亿元。低空经济作为新时期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我国具有极大发展潜力。近年来，中央不断完善低空经济相关政策体系，地方政府也纷纷响应布局相关试点，技术和配套产业链体系日趋成熟，为将来低空经济爆发式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拓展绿色贸易等新增长点。发展绿色贸易是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举措，在“双碳”战略下，我国绿色技术和产业快速发展，外贸“新三样”等绿色产品成为外贸增长新动能。当前，我国绿色贸易发展基础雄厚、优势明显。
上海证券报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经济信息网组成联合课题组，共同推出“经济发展新动能”系列报告，从“人工智能+”、绿色贸易、低空经济、新型消费、传统产业绿色化转型升级等方面，聚焦新动能产业发展前景，探讨如何充分发挥政策、市场和技术等多方面优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经济新动能培育，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资金流量核算既是支持货币政策决策与实施、维护金融稳定、有效实施金融监管的重要工具，也是监测金融经济运行状态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金融风险防范面临新的挑战和问题，为了统筹发展与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须完善资金流量核算体系。
2023年，我国“三农”各项工作呈现稳中向好、稳中有进态势，粮食生产再获丰收，粮食安全基础进一步巩固增强，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稳步发展，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2023年，我国不断推动政策创新，高水平对外开放取得新进展：外贸新动能加速培育，内外贸一体化试点取得成效；我国引资规模仍处历史高位，持续成为全球投资热土；对外投资合作不断加码，对外承包工程进展良好；制度型开放取得重要进展，服务业对外开放日益深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成效，合作更加紧密
2024年，激发有潜能的消费应从四方面发力，提升其在扩大内需中的主动力作用。一是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二是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三是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四是多措并举优化消费环境，激发消费意愿
创新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展望2024年, 国际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等问题仍有待解决。但综合起来看，202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2024年是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第二年，在持续提升市场包容性的基础上，全面注册制改革预计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走深走实：一是引导市场参与主体全面认识上市、退市行为；二是持续加大退市制度改革；三是深化不同市场、不同板块之间的差异，引导交易所错位差异化发展。
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证券行业要做优做强，致力于打造一流投资银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围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重点工作的部署，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2024年经济工作九大重点任务。这为资本市场指明了工作重点与努力方向，作为资本市场的“看门人”与“服务商”，证券行业要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发挥枢纽作用，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作为、创造新成绩。
我国近年来持续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既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也是应对全球投资贸易和产业竞争新变化的必要行动。产业已深度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尤其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中国经济，要想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既离不开本土企业基于自主技术创新的供给能力提升，同样离不开外资的深度参与。在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趋势不可逆转、全球价值链深度整合的背景下，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制度安排，继续向国际市场释放着红利。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目标，意义重大。“建设金融强国”是党中央综合研判当前发展阶段和形势提出的重要战略目标。资本市场是我国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必须有高质量的上市公司，而合规经营、规范发展是上市公司稳定经营、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更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因此，须认清当前上市公司合规的新形势，进一步提高对上市公司合规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合规相关工作。
随着我国经济需求端结构调整基本到位，经济内生动能逐步稳定，从2024年起我国经济有望步入新一轮平稳增长期，以5%左右的增长中枢实现平稳发展。
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是对注册制改革制度框架、推进进程和取得成绩的高度肯定，也为下一步完善全面注册制改革指明方向。
金融强国建设要处理好金融监管、债务权责机制、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之间的关系，从健全金融监管制度体系出发，理顺债务形成机制和权责关系，找准金融风险的成因，在市场化法治化的轨道上推进金融创新，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
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更好推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金融强国的发展目标对金融业的专业能力、基础功能和服务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明确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金融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明确了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加强金融队伍建设、强化金融监管和坚守风险管理底线是推进金融强国建设的五大重要抓手。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但在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主要体现在五方面重大机遇：一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向好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二是改革创新不断深化为资本市场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三是科技革命、生产变革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了新的支撑；四是财富管理的多样性需求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五是持续不断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了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社会融资规模是我国独创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宏观指标。社融如何定义？由哪些部分组成？有着怎样的诞生历程？在我国接受程度如何？对宏观调控有哪些意义？本文将给予回答。
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是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制度基础。过去十年，我国金融市场体系日渐健全，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体系、融资规模首屈一指的资本市场体系，外汇市场、商品市场等各类金融基础设施齐全。深刻领会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发挥现代金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金融需求的重要前提。推进现代化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提升市场性，是更好落实金融工作政治性和人民性的基础。要加快推进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市场性“三性”的融合和统一，并以此为抓手推进新一轮金融体系改革。
对外开放实现了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新一轮开放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起步。目前，21个自贸试验区、167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成为全方位开放的“排头兵”和“领头雁”，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在加快建设。我国基本建成与国际接轨的制度框架。
降费让利，提升中长期资金入市的主动性。推出鼓励中长期资金入市的优惠政策，降低交易成本，优化交易程序，完善税收优惠、会计制度等，为中长期资金入市提供助力
田秋生表示，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多元所有制结构，不仅保持了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
7月19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发布。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应如何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激发民营企业活力？怎样从法治、金融等层面给予民营企业支持，稳定民营企业预期？如何培育新时代所需的企业家精神？
近期，我国第2000万辆新能源汽车正式下线。2015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连续8年保持产销世界第一，保有量占全球50%以上。
当前，我国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之间还存在诸多堵点，要尽快推进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在理念认知、创新方式、投资收益率及估值方法上相一致，通过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的良性互动循环来提升资本市场整体的回报率。
数字中国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GDP的比重提升至41.5%，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新动能。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应用平台和丰富的消费场景，强大的创新内驱力持续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展望未来，在数字中国建设的推动下，我国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潜力无限、大有可为。
提振投资者信心：首先，要让投资者形成较好的长期预期，要通过直面转型挑战来加大中长期优质资产的供给，让投资者树立长期信心；其次，要通过金融投资与实体投资的相向而行，让投资者更好地分享实体经济的改革成果，提升资本市场的投资吸引力和投资者的获得感；最后，要通过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和功能来推动形成良好的市场生态。
资本市场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党中央高度重视资本市场的关键作用，对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资本市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殷切期望。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关键在于强化资本市场投资功能，针对投资者信心不足的原因尽快出台具体措施，推动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8月18日中国证监会表示，拟推出一揽子改革举措，系统性地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取决于我国经济的高质量转型，取决于金融与实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取决于市场自身的制度建设和基础功能。为此，本报今起刊发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撰写的提振资本市场投资信心系列报告，从资本市场的基础功能、金融与实体的关系、中长期优质资产的供给三个维度探索解决方案。
数字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提升至41.5%，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新动能。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应用平台和丰富的消费场景，强大的创新内驱力持续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展望未来，在数字变革的推动向下，我国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可期、大有可为。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是观察经济活力的重要窗口。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53.9%，美国为82.6%，日本为74.9%，印度为72.3%，韩国为64.3%，比较来看，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低。今年上半年，经济稳步恢复，消费复苏加快，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上升至77.2%。不过，与疫情发生前相比，总体消费依然偏弱，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8.2%。究其根源，就业和居民收入问题影响了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
资本市场是现代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承担重任，完善和发展资本市场始终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基本要求是始终为实体经济服务。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这要求监管机构、市场参与主体积极作为。长期的制度建设与短期的政策操作如何结合？投资端、融资端、交易端等如何发力？
近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省市两级派出机构先后挂牌，标志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迈出重要步伐。作为一线的派出机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上级党委工作要求，结合上海实际，深刻理解强化“五大监管”的内涵要义，从基层监管实践出发，积极探索打造中国特色“矩阵式”监管架构，织密筑牢金融安全网，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正式发布，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民营经济和市场主体的关心，构建了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系统性制度框架，极大振奋民营企业发展信心。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要以此次意见出台为契机，为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进一步出实招、想办法、作贡献，更好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
当前出现的部分经济指标回落和波动并没有超出预期，更不能改变我国经济总体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面对当前经济在恢复阶段出现的调整波动，要激发市场内在调节机制和自发增长潜能，形成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就业稳定、社会和谐的良性互动和有效循环。
会展业是国民经济的先导性产业之一，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功能性平台，具有高效性、带动性、综合性、聚集性、科技性、互动性等多重效应。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会展业走向高质量发展，要朝着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的方向不断迈进。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民币由管制转向开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相当多的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管理方式和管理工具的创新等。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自然过程，并不是与其他货币进行竞争，更不是替代其他货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制定、目标设定、进程监测、成效评价、趋势预测等方面都需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系统、全面、及时、准确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创新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加快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统计制度方法。
伴随着货币政策效应的落地，加快经济企稳回升步伐还需要其他宏观政策和行业政策的协调配合。
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合规意识。上市公司必须诚实守信、规范运作，专注主业、稳健经营，不断提高经营水平和发展质量。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要各尽其责，公平对待所有股东。对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上市公司要依法维权。要鼓励上市公司通过现金分红等方式回报投资者，切实履行应有责任。
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应当作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点领域。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打造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推动我国沿边省份特别是其边境地区，成为类似沿海发达省份的开放前沿地区，加快构建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发展格局。
构建更加合理、全面和包容的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既要遵循成熟市场估值理论的一般性原理，与境外市场估值理念相向而行，同时也要充分考虑我国制度体系、市场机制、产业结构、市场主体所体现出的鲜明中国特色及发展阶段特征。具体来看，我们可以从发展阶段、制度、技术、空间、理念、价值这六大视角来理解中国特色估值体系。
自贸试验区主要的任务和措施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完善法制领域的制度保障。十年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充分发挥了开路先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的作用。
直接融资是指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运用一定的金融工具直接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融资方式。在直接融资中，金融机构的作用是帮助资金供需双方形成债权债务关系。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要任务和主要内涵，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物质基础。
从1997年“深蓝”打败全球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到2006年深度学习的崛起，特别是近期ChatGPT发布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度，是几个月来全球各种学术期刊、网络及媒体讨论宣传的热点。但大量的技术性学术论文和书籍及讨论评论却鲜有对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技术度量研究，使得我们对之前相关技术进展难以把握，对今后的预判更缺乏必要的依据。
电力作为一、二次能源转换的枢纽，在能源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电力行业应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统筹能源电力安全保障与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形成以电为核心，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新型能源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提供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坚实保障。
构建存流量一致的住户部门资产负债表体系。要在系统、深入把握现有国际标准的基础上，围绕新发展阶段目标与任务，完善我国住户部门资产负债表体系建设，构建存流量一致的住户部门资产负债表体系，以满足多层次资产负债表分析的需要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上市公司作为我国市场主体的中坚力量，更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努力成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硅谷银行事件，无论是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风险事件应对、风险的市场蔓延，还是从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等方面分析，都是非常经典的案例。本文就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角度，从四方面分析此事件：一是硅谷银行自身风险管理的问题；二是该事件对金融、社会经济的影响；三是风险出现后，监管机构和政府处理风险的特点；四是对我国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及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启示。
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拆上市的核心诉求是为其产业扩张提供路径与工具上的支持，主要有四方面意义：第一，为子公司获取资金和资源，降低融资难度；第二，提高业务集中度，改善公司治理，实现股权激励；第三，改善财务情况，帮助子公司价值发现；第四，满足国企改革的资产重组需求，助力国企上市公司估值重塑。此外，“分拆上市”轮投资也是一级市场投资的不错选择。
3月13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李强谈民营经济发展时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长久之策，过去没有变，以后更不会变。
本文分析以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为主要财务分析工具的工商管理硕士教育发展历程及局限性，提出了在科技时代向注重科技流和科技平衡表分析的科技管理硕士教育转型的必要性。
科创企业是推动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其繁荣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从长远来看，不断加强对科创企业的金融支持，对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科创金融是指服务于科创企业的金融体系，通过将信贷、债券、股权等金融资源进行整合，为科创企业提供符合生命周期的融资，实现金融资源与科技资源的有效对接，激发企业的科研活力，推动科学技术产业化，成为驱动科创企业发展的必需动力。
管理者应该关心员工的态度，因为态度会影响员工的行为，也可以预示潜在的问题。态度由三部分组成：认知、情感和行为，三者互相影响。管理者为改善员工态度所付出的努力都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会带来更强的组织有效性、更高的客户满意度和利润增长。
我国消费已显现出结构转型和升级换代的趋势。例如，新能源车的研发和普及，就体现了绿色消费理念。据统计，2022年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约567万辆，较2021年增长90%。服务消费的比重日益增加，教育、旅游、医疗、娱乐文化、智慧养老等服务型消费需求攀升
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似乎存在某种投资“惯性”。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投资回报率边际下降，对于以投资还是消费作为稳增长的主要抓手，人们的观点往往莫衷一是、见仁见智。从根本上讲，争论的焦点往往在于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思辨，以及短期和长期政策的权衡。而在“三驾马车”的三分法范式上，经济学界容易把消费和投资独立乃至对立起来。
A股注册制改革采取分步走策略。先从建立市场预期入手，逐步推进增量市场试点，再着手于存量增量市场同步改革。在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后，最后落地全面注册制，实现市场的全面平稳过渡。
全面注册制改革作为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制度本身也充满“中国特色”，其中最鲜明的表现在于，其目的不是简单的上市扩容，而是把好市场入口和出口两道关口，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全面注册制的“中国特色”还体现在对上市公司所属行业具有明确导向，无论是从未来产业发展潜力还是当前发展所需看，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都将是需要资金重点扶持的领域，预计相关领域产业在资本市场会有更多发展机会和资源倾斜
注册制作为资本市场证券发行的基础性制度，在整个资本市场体系改革中发挥着“牛鼻子”作用，与前期改革试点不同，全面注册制改革将显著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推进市场层次分化和一体化，提升资本市场基础功能和服务功能，通过市场主体的归位尽责来提升市场运行的规范化、法治化和市场化水平，推动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只有对各类专利技术进行精准度量，才能准确把握科技对经贸、金融、社会等方面的影响；只有及时将传统的金融分析方法升级到科技对经济金融更为精准的引领力，才能有效把握“双碳”目标下的全球发展趋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这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高质量发展对资本市场提出的新要求。健全的资本市场，需要健全的法治保驾护航。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病毒疫情、乌克兰危机等事件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考验，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以法治化方式推进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活动，便是其中的压舱石。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市场建设方面，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目标要求。这些重要论述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首要任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改革需要培育和发展一个高标准的市场体系。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要求，加强与东南亚国家交流合作，促进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海南自贸港是我国面向东盟的最前沿，具有地处RCEP中心的独特地理区位优势；粤港澳大湾区除地缘优势外，还具有重要的发展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门类齐全、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体系。
只有塑造一个公平的市场运行机制，资本市场才能保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才能通过交易的价格发现机制实现对实体资产价格的反馈，促进资金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流动与平衡，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证券市场投资者保护的一切重心，都应放在通过保证市场的公平性来维持投资者以现在价格参与“未来价值”投资的信心。围绕保护各个市场参与主体的信心和信任所打造的市场公平秩序，则成为维持资本市场繁荣的不二之选。
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和商业形态都在经历数字化转型，推动着社会均衡普惠发展，数字化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数字化金融服务体系，也推动着我国供应链金融生态走向4.0智能化时代，业务模式趋向去中心、实时、定制、小额，产品和解决方案则以数据为底层支撑，借助于各类综合技术手段，实现供应链和营销链全程信息集成共享，进而提升服务能力和效率。
2022年以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目前正在经历的不少新情况和新特点将会成为今后制定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新的常态因素。在此背景之下，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合国内外最新形势变化的新特点，立足 “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三大目标，对确保明年宏观经济基本盘“稳中求进”作出了重要部署。会议把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作为首要任务，并且特别强调了“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客观来说，要做好扩大消费的工作，就必须弄清楚当前导致消费不足或者制约扩大消费的主要原因，弄清楚哪些因素是短期暂时的、哪些因素是长期持续的，这也是对症施策有效摆脱消费不振的政策依据。
在用企业营收数据排名的各种“500强”排行榜之外，可否以更科学、更综合的方法对企业进行排名？我们相信《中国企业100》排行榜就是这样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产业导向的企业综合排名。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强大基石、是社会正义和正常秩序的基本前提、是人们定分止争的重要武器。就资本市场而言，法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资本市场是规则先行的市场，法治与市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辩证关系，法治兴则市场强，法治衰则市场弱。我国资本市场飞速发展，一大重要原因便是良法善治。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和法治环境的不断改善，为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供了法治根基。建设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就要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的法治建设，充分认识法治建设对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的作用、基础和应当具有的内容。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结果显示，2022年上市公司治理指数平均值为64.40，较上年提高了0.35。不同市场板块的公司治理水平存在差异，其中科创板公司治理指数均值最高，金融业和创业板紧随其后，最后是北交所和主板。
资本市场法治环境是一个较为广泛的概念，涉及资本市场的立法、执法、守法环境等各个方面。它不仅包括资本市场法律制度建设本身，还包括资本市场的诚信体系、投资者保护水平和法治文化建设等相关方面。法治环境是资本市场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法治环境的好坏是评价资本市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准。30多年来，通过不懈努力，我国资本市场法治环境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有改善空间。
金融科技的发展是大势所趋，金融科技将深刻赋能保险行业的转型、高质量发展，可以有效拓展保险业深度和广度，改变保险行业竞争格局和生态。
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司法系统给予了大力支持。司法机关紧紧围绕经济发展大局，充分履行职能、积极发挥作用，依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依法支持证券监管机构有效行使监管职能，围绕资本市场改革创新和平稳健康发展，制定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文件，统一了证券期货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为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不断研究总结司法对资本市场的作用，促进司法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融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保险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企业通过一系列数字技术应用与创新，实现组织架构、业务模式、内部流程升级改造，提升服务质效的过程。整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需要行业合作、整合，分层级、权限，在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大前提下共享大数据带来的成果。
我国资本市场经历三十年发展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这为资本市场进一步指明发展方向、明确发展理念、打开发展空间，为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是经济增长、产业壮大、企业创新和居民收入提升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将开启中国特色现代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征程。
执法是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授权、委托的组织及其公职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贯彻实施法律的活动。资本市场执法是资本市场监管的基础职能和核心工作，是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确保资本市场法律实施，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资本市场执法体制事关依法治市、依法行政大局，深刻认识和完善我国资本市场执法体制，对严肃市场纪律、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服务贸易日益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引擎、对外开放深化的新动力。正如11月4日开幕的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它向全球传递了鲜明信号：纵有万般挑战，中国与世界分享机遇的决心不会变。举办进博会，就是要扩大开放，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进博会已经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面向未来，我们将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让开放为全球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法律体系，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我国资本市场的法律体系，是涉及资本市场的所有法律规范形成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三十余年来，我国资本市场的法律体系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我国资本市场的法律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相伴相生，两者相互促进，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资本市场不断创新和健康发展的过程，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建立保障促进了资本市场的改革创新和健康发展，而资本市场创新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又对资本市场的法治建设提供了借鉴，促进了法律体系的丰富和完善。不断总结和深刻认识我国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对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完善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的基础上，结合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新形势，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战略谋划。
资本市场作为要素资本化的重要媒介，在推进数字要素价值挖掘、优化数字要素估值定价及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上发挥了重要催化作用。同时，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资本市场提供丰富的优质企业资产，有效提升资本市场数字化水平及运行服务效率，使资本市场与数字经济实现良性互动发展。
围绕注册制改革，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全面深化资本市场各个环节的改革，适时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目前，注册制改革的重点在于发行制度，发行和定价通过市场机制来完成。实际上，注册制改革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广义上的注册制改革，包括发行、上市、交易、并购重组、信息披露、监管体制、退市机制、法律调整等资本市场所有环节的改革和调整。
全面注册制改革之所以能成为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的“牛鼻子”工程，其关键就在于注册制改革的基本内涵反映了资本市场公开、透明、法治和市场化的精髓。注册制改革带来的市场化理念，使各类主体归位尽责的良性资本市场生态正在加速形成。
商业银行要认真学习领会、精准把握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重要政策精神，发挥自身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渠道作用，将宝贵的金融资源配置到国家重点支持的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积极推动各类宏观调控政策落到实处，全力以赴助力稳住经济大盘。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把金融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作为强市之基、转型之要、活力之源，并且从战略高度进行金融人才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特别是浦东陆家嘴金融核心功能区在培育“第一资源”方面，更加注重人才政策系统化、集成化的建设，金融人才集聚效应初步显现，金融人才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为“十四五”发展金融人才资源奠定了基础。
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在城镇有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出台系列政策措施，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强化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维护进城落户人口的基本权益，不断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022年7月1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继续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以提高市民化质量为核心，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再出发。准确把握户籍制度改革的逻辑，明确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对促进人口有序自由流动具有重要意义。
上半年财政收入走势和整体经济走势基本保持一致，呈现先抑后扬形态分布，财政收入自3月份开始下降，在4月份触底后出现恢复性反弹，结合其他宏观经济数据分析，表明经济下行压力在减税降费、投资拉动、消费刺激等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得到有力对冲，财政收入逐月回升态势较为明显。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面对当下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带来的挑战，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固链、稳链、强链至关重要。上市公司作为我国企业的中坚力量，必须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认识到产业链供应链固链的重要性，于变局中开新局，排除万难、勇毅前行。
截至6月末，新增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逾3.4万亿元，占全年新增专项额度的99%，预示2022年新增专项债目前已基本发行完毕。伴随着地方债务的快速扩容，地方政府债券已发展成为中国债券市场第一大品种。
6月16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75个基点到1.5%至1.75%之间，以遏制通胀飙升。据悉，这也是美联储自1994年以来最大加息幅度。美联储此次大幅加息的原因是什么？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是否会被波及？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是否还有空间？近日，上海证券报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了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
美联储正面临两难抉择：为应对高通胀必然要加码收紧货币政策；而紧缩货币政策又会抑制美国经济复苏、冲击金融稳定、加重美国债务负担。市场的焦点开始转为关注美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回顾历史可以发现，1955年以来，美联储历次货币政策紧缩后，美国经济都出现了衰退，唯有一次“软着陆”则发生在低通胀时期。随着美联储紧缩政策的持续，美国经济可能很快陷入衰退。
稳市场主体，要着力加强对市场主体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资金扶持。上海金融资源丰富，要发挥好自身优势，搭建沟通平台，实现银企及时对接、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加大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指引，推动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顶格用好政策。对于党中央、国务院明确的企业帮扶政策，要一一对表、落地落实，加强政策解读、及时传递，帮助企业享受到各类补贴和优惠政策。还要引导企业攻坚克难，鼓励企业家谨记“天助自助者”，振奋精神，砥砺前行。
客户真正需要的是“用得到”的保险产品。保险产品的“用得到”，体现在一定赔付水平、支付功能及长期的服务陪伴。因此，保险的价值也主要体现在“帮到你”，包括帮客户解决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帮客户理解、获取、使用保险。保险的价值要体现在理赔时，更要体现在平时的服务中。
全球民机产业要真正形成以空客、波音和中国商飞为核心制造商的“ABC”格局，既取决于中国航空业者在复杂产品制造与复杂系统管理领域跻身世界级水平的进度，也取决于美欧和中国等三大经济体在关键产业领域的竞合与协调。高水平开放与国际合作以及自主可控将始终是中国商飞可持续发展的底层逻辑。
自注册制改革试点以来，A股市场年度IPO发行个股数量和首发募集资金总额持续上升。通过注册制改革，资本市场在推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科技创新方面发挥着更加积极的作用。
资本市场既是传统要素市场，也是特殊的要素市场，其不仅推动资本要素配置，同时也借助资本有效推动其他要素实现市场化配置。在新发展阶段，我国要更好地推进资本要素与其他要素的协调发展，发挥资本市场在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改革上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资本运行的逻辑发生较大的变化，面对资本创新及其带来的风险新特征，要在鼓励资本创新发展的同时，从资本运行及风险新特征出发，完善适应风险新特征的监管体系和防范举措。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明确指出要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健全事前引导、事中防范、事后监管相衔接的全链条资本治理体系；要深化监管体制机制改革，提高资本监管能力和监管体系的现代化水平；要完善行业治理和综合治理的分工协作机制，加强行业监管和金融监管、外资监管、竞争监管、安全监管等综合监管的协调联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在充分正视资本正面作用的基础上，引导资本规范有序发展，要加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依法监管，要从数字经济及资本发展的新特征出发探索新型监管方式，引导资本在实现经济收益的同时更好兼顾社会收益。
本篇文章聚焦讨论资本要素配置与共同富裕建设的关系。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关键在于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引导资本更多发挥正向作用，在提升资本配置效率的同时推进共同富裕建设。这其中包括三个重要问题：一是推进多种形态的资本共同发展、有序竞争；二是处理资本和利益分配的关系，提升劳动要素的分配占比，让更多社会公众来共享资本要素收益；三是发挥资本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上的作用，缩小城乡差距，更好地推进共同富裕建设。
重启后的上海，依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挑战。当务之急是要从“暂停键”切换至“运行键”，要在防住疫情的同时，全力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复市，积极恢复市场运转机制，确保整体经济运行稳定。
宏观政策必须将稳住民生、稳住居民收入作为重要的发力点。当前社会经济形势在不断变化，要高度重视企业经营困难加剧带来的就业压力和部分居民收入迅速下降的问题。当前失业问题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失业问题有愈发严重的趋势。就业和居民收入问题关乎社会稳定。
2022年4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意见》的出台，是个人养老金制度从试点迈向常规发展的里程碑，也是建设并完善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关键一步。
刘晓春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充分反映出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国经济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枢纽地位。由于上海的重要性，上海的复工复产需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进行顶层设计和给予政策支持。
交易者、中央对手方结算制度、期货市场监控中心三大核心关键点覆盖了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的主要元素：交易者作用与市场流动性紧密相关；中央对手方结算制度与市场信用和风险防范紧密相关；监控中心制度与保障市场功能发挥紧密相关。对这三个关键问题的表述是期货和衍生品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不可或缺的制度供给。
加大政策力度至关重要。在日益复杂和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显得格外重要和必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的明确，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和凝聚各方面力量，下一步就需要推出更有力度、涉及面更广的相关政策。
针对近期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带来的突出问题，相关部门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显然已超出了传统财政货币政策的范畴。4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确保交通物流畅通，确保重点产业链供应链、抗疫保供企业、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转。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地无疑将对二季度经济恢复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本轮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主要表现在二季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住疫情，并严防疫情再次反弹，尽早实现复工复产，落实“六稳”“六保”。预计，下半年我国经济将明显好于上半年。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上市公司要积极落实好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主体责任。
公司法的修订应当紧扣注册制改革的时代主题，突破核准制下制度设计的瓶颈，解决注册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问题，保障注册制改革能够顺利推动实施。
《意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明确了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是“十四五”和今后一段时期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行动纲领，将推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迈出新步伐。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是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撑。4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提出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明确四项工作原则、五大主要目标和六项重点工作，为接下来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详实的行动纲领和工作指南。
长期以来，我国立足国情、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在借鉴国外社会保障有益经验的同时，成功构建了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就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目前，我们有必要在前期改革探索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完善顶层设计、拓展运营模式，充分释放社保基金效能，真正发挥社保基金的“压舱石”作用。
今年我国将GDP增速目标设定在5.5%左右。政府工作报告指出，5.5%左右这一目标是高基数上的中高速增长，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实现。而最近的疫情形势如同“倒春寒”，给正在“爬坡过坎”的中国经济带来考验。疫情影响下实现全年GDP增速目标更需努力。
美国正遭遇40年一遇的高通胀，而当前中国通胀水平温和，这是中美货币政策重新错位的重要背景。鉴于美国货币政策的重心在“防胀”，中国货币政策正在围绕“稳增长”发力，未来中美国债收益率差将进一步收窄甚至可能出现倒挂。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外资在华金融业务步伐加速，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动力。此外，无论是互联互通机制的深化，还是沪深港通机制持续优化，亦或是注册制的逐步推行，都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独有的魅力。
近日，俄乌局势紧张后，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力度空前的制裁，包括冻结在这些国家的俄央行官方储备资产、实体或个人的私有资产，甚至将俄罗斯部分银行“踢出”SWIFT系统。由此，不少人认为，这将导致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以及国际货币体系发生重大变革，推动新兴市场脱离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瑞士信贷集团利率策略师Zoltan Pozsar更是发布公告认为，基于黄金支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Ⅰ前期已被基于内部货币（美国国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Ⅱ所取代，但在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被冻结后，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的基础就崩塌了，接下来将转化为基于外部货币（黄金和大宗商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Ⅲ，全球货币体系将与从前大不相同。这一说法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很大共鸣。
在构建非标金融体系的进程中，可以上海全球资管中心为载体，搭建跨境资本要素对接平台，吸引境外资本和资金参与各类非标金融资产业务，促进国际国内市场要素的有序流动，形成集聚辐射全球资源的能力。
贸易顺差能否支持人民币继续升值取决于三点：一是贸易顺差本身的规模。二是贸易顺差转化为结售汇顺差的能力。三是贸易结售汇顺差被其他渠道的结售汇顺差对冲的程度。现在看来，这三个方面的情况均有了新变化。
2022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重、面临挑战多，要顺利实现爬坡过坎，需要从优化三大宏观政策、刺激两大需求、深化三大改革和做强三大新动力等四个方面齐发力。
屠光绍认为，ESG投资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并步入快速发展进程，近两年来无论在投资数量还是投资规模上都有相当大的进展，在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将起到重要作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在ESG投资实践方面，而且在理论研究方面，都正在与全球形成互动。
自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和复杂局势影响、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来，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加码加力，对有效缓解财政收支矛盾、消除财政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确保“六稳”“六保”政策顺利贯彻落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球的通胀可能不太会像美联储去年认为的那样很快就回落，虽然不一定从7.5%以上又涨到8%、9%，但是即便回落，也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回到过去20年的1%，甚至更低的那样一个水平。所以毫不夸张地说，过去20年全球低通胀时代可能结束了。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快速扩容，从绝对规模看，2021年末股、债市值分别达到92万亿元和130万亿元。从在全球市场中的相对占比看，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
自成立以来，上金所始终贯彻落实人民银行关于建设金融基础设施的工作部署，不断完善黄金市场基础设施效能，持续提升市场服务水平，基本建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黄金市场体系，国际一流的贵金属交易定价中心、清算结算中心、仓储物流中心、登记托管中心、咨询服务中心等五大中心。
日前，人民银行发布了《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市场按照惯例字斟句酌地对《报告》进行了解读，试图从中发掘出央行货币政策的新动向。这次市场的一个重大“发现”是，《报告》对“以我为主”的表述不再放在基调位置，而只在汇率部分提及，即由三季度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以我为主，稳字当头”调整为“以我为主，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部分市场人士认为，这或许意味着人民银行对美联储政策外溢影响的关注上升，言下之意，美联储货币紧缩政策将掣肘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对此，笔者不敢完全苟同。
注册制试点至今在多方面取得良好成效。资本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多项制度和规定出台，改革的“试验田”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创造了良好开局，也为以科技创新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持。
RCEP生效后，区域内90%的货物贸易最终实现零关税，由此将大幅降低区域内贸易成本与产品价格。这需要RCEP成员国共同努力，把放大“关税减让”的政策效应作为早期收获的重点。
注册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投行业务向头部券商的集中，投行差异化竞争格局已经初露端倪。在注册制潮流的涤荡下，证券行业将加速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未来证券行业将呈现“大而全”“小而精”券商共存的局面。
从2006年开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蓝皮书》应运而生，成为记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展的重要载体。
2021年美国共有高市值企业657家，中国（含全球上市公司）共有326家。美国高市值公司的市值总和是41.93万亿美元，中国是11.94万亿美元；美国高市值公司的营收总和是14.31万亿美元，中国是6.86万亿美元；美国高市值公司的利润总和是1.61万亿美元，中国是0.71亿美元。根据我们的计算，占美国上市公司总数14.16%的高市值企业创造了86.68%的市值、79.14%的营收和92.92%的利润。占中国上市公司总数5.42%的高市值公司创造了60.36%的市值、53.49 %的营收和74.44%的利润。就产业而言，两国的高市值企业既有重要性，也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经历31年的发展和探索，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模式及特征日渐清晰。在建立初期，人们的确不知道这个市场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制度特征，但是中国资本市场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开拓前行，借鉴国际最佳实践，走自己的道路，形成了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的“第三种模式”。
衡量上海在区域、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坐标中的地位与影响力，既取决于上海在“十四五”时期乃至二○三五年远景目标期内绝对经济实力的提升，也取决于上海在强化“四大功能”与发展“五型经济”基础上作为中国最具国际化气质的超级城市拥有的综合竞争力。
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从2013年上海自贸区正式运行，到今天，全国21个自贸区形成“雁阵”，改革实践层层推进，法治建设步步为营，激活了高质量发展的一池春水。自贸区前程远大，在进一步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什么才是主轴？毫无疑问，那就是立法。自贸区要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法治路径，以法治建设引领更深层次的改革，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十四五”时期，资本市场发展面临两大重要任务：一是资本市场要在总结前期发展经验和重大成就的基础上，为下一阶段改革创新寻求方向。二是资本市场要加大对国家战略的服务支持，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在推进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产业数字化及共同富裕建设上的重要作用。
2021年11月12日，备受关注的“康美案”一审判决。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结果，意外地让A股近1.4万名独董站上了风口浪尖。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依法做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证券监管等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按照中国证监会党委的部署，结合资本市场实际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特点要求，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做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证券监管各项工作。
2021年的中国经济，在一系列“新挑战交织叠加”冲击下，在“超出预期”下走过来了，走得非常不容易。在2022年，有些挑战可能消失了，有些挑战可能依然存在，有些挑战可能还会进一步发酵。同时，新的一年国内外必然还会出现目前难以预测的新挑战。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2年的经济工作已经做了全面的分析与部署。总的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展望2022年，疫情是否会继续阻碍全球经济复苏？明年经济增长前景如何？内需恢复有哪些看点？房地产市场是否会迎来拐点？出口增速能否稳得住？明年通胀压力会有多大？宏观政策稳健有效的发力点在哪里？明年还会进一步降准吗？经济金融运行是否会遇上灰犀牛和黑天鹅？本文拟就上述问题，展开分析与讨论。
要闻 2022-01-19 14:00
全国碳市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我国试点碳市场的基础上，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于2017年底启动建设，目前制度体系已初步形成，交易规模逐渐扩大，市场流动性有所提升。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全国碳市场正在稳步推进、发展壮大。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加速推进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在新发展理念下，共同富裕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科技、数据等创新要素市场化将成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双碳”目标导向下经济社会将加速向绿色转型发展。新发展理念将使资本投资的逻辑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和创新。
科创板精准定位于六大核心行业，对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推动创新规模化起到示范作用。上海作为科创板的主场，在打造科创中心的进程中，建议围绕核心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提高上下游覆盖面，着力建设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创新共同体，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与创新激励机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明确要求在微观政策方面，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各种风险挑战面前，尤其是在极端情况下，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的基本前提就是保住、稳住市场主体。
按照相关政策法规规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形态。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一定不是一个类型，而是会有不同类型的公司治理结构与制度。因此，分类设计和指导恐怕是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创建要遵循的总体框架思想。
当经理人既当管家又代理了主人身份的时候，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自律和自觉抵挡不住人性的贪婪。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美式的独立董事制度被设计和演化出来，在经过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大会选举和授权后代理了股东的职能，从而创建了一种新型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制度。
独立董事的产生和出现，主要是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去防范公司管理层的内部人控制。但中国迄今为止上市公司的股权仍然相当集中，绝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所有权经营权往往合一，核心管理层就是控股股东和实控人自己，或者是他们直接的下属，防范的目标和主要对象大不相同。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明年经济工作时指出，“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一要求和往年只是单单强调“稳中求进”略有不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将“稳字当头”置于“稳中求进”之前，其中蕴藏的丰富政策内涵需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
近期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笔者认为，这三重压力主要源于国内大循环还没有全面畅通。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做好工作，国内大循环就会全面畅通，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就会充分释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就会极大巩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必将全面落实。
任何经济工作都是要人去做的。设立与运行独立董事制度，首先是要选择合适的人来做独立董事，而任何单位招人不外乎要设定薪酬和资质基准以满足一定岗位职责的要求。由于我国与美国等海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不同，从而在治理控制结构上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因此在引入和实践适应他国国情的独立董事制度时，就不能不进行一些修改，难免会走入误区。
独董承担巨额连带赔偿责任，是否公平合理？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正像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开幕式演讲中指出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不断扩大开放，激活了中国发展的澎湃春潮，也激活了世界经济的一池春水。”今日之中国，正以其自身稳健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稳定器”。
不论是上市公司还是独立董事，在其自我认知中，多数都认为独立董事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上市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并做出建议者，然而这与理论研讨及法律规则要求的独立董事身份设定相去甚远。但是，正是这种不恰当的身份认知，导致独立董事们普遍成为上市公司治理中的附议者，更是忽视了疏于履行职责将要承担的沉重责任。
独立董事制度建立以来，在规范上市公司运行、提高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防范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通过违规资金占用等不正当关联交易方式侵害上市公司与中小股东利益、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与发展质量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是一种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科学制度安排。
要闻 2022-01-18 13:24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经过持续不懈努力，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向更高质量的国际金融中心迈进。在这一重要关头，国家赋予了浦东新区地方立法权，意义重大。
自“康美案”一审宣判之后，提出辞职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明显增加。如果仅强调对独立董事未尽勤勉义务的追责，而缺乏相关合理的免责机制等履职保障，将严重影响独立董事从业积极性，甚至可能引发独立董事“离职潮”的出现，最终造成公司治理建设的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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